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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思想|孔子思想主张愚民吗?

来源:百科故事网时间:2017-02-28 12:03:58

论语·泰伯》第九章很短,但很有名,原文只有“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这短短一句话,让孔子背上了“愚民”的恶名。自五四运动以来,这句话又成了炮打“孔家店”的重要起因。其实,这句名言看似简单,要解释得清楚还真有点儿麻烦。古汉语本来就难以理解,加之又没有上下文,无论怎么解释总是有断章取义之嫌。不知道是孔子哪位学生上课走了神,冷不丁地在课堂笔记上记下了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来,留下了这争论千古的公案。

按照字义,这句名言大意是:可以让老百姓跟着做,不可以让老百姓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也就是说,老百姓的天职就是服从国家,不用问那么多为什么,照着国家的指示做就是了。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剥夺了民众的知情权。

汉魏以来,儒生们对这句名言的争论,不过是在一些词义的枝节问题上。东汉郑玄解释说:“由,从也。言王者设教,务使人从之,若皆知其本末,愚者或轻而不行。”按照这个说法,之所以剥夺民众的知情权,是因为有些老百姓很愚蠢,根本理解不了王道,知道多了反而不去执行了。三国何晏又解释道:“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这种解释也不太新鲜,不过是用了“能”和“不能”,更体现了国家强制性的色彩。直到宋代之前,历代儒生们大多默认了“孔子愚民说”,没有人公开站出来为孔夫子洗刷“罪名”。

在这个问题上,宋儒们第一次公开为孔子辩解。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解释道:“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同时,他又引用了程颐的说法:“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则是后世朝四暮三之术也,岂圣人之心乎?”程颐把“然”和“但”这两个字用得很妙,将无奈之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程朱二老站在前辈郑玄的高度上,将“愚民”的问题转化为“民愚”问题,明确提出愚民并不是孔子的本意,而剥夺广大民众的知情权也是无奈之举,谁让百姓们那么愚钝,以致政府“不能使之知”,迫不得已“使之由之”了。这种解释似乎也能说得通:难怪孔子开办私学呢,原来是帮助政府开化民智,尽快使政府能从“使由之“变成“使知之”啊。此后,程朱的解释就成了官方权威,列入科举的考试大纲,直至清末。

孔子教育学生图

孔子教育学生图

到了近代,关于这句话的解释又有了新的突破。学习古汉语的人都知道,最早的文言文是没有标点的。因为古代的字要么刻在甲骨上,要么铸在钟鼎上,要么写在竹简上,非常麻烦。这势必要求行文异常简练。文言文的行文简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用字尽量少,二是修饰词少。在《论语》中,孔子就讲过“辞达而已”(《论语·卫灵公》)。由于用字很少,由于字义多变,由于存在更多的省略,短短的一句话就会产生许多歧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这样。

因此,要正确地理解这句话,必须结合孔子的一贯思想与主张,必须从多方面去考察。否则,就有可能曲解孔子,误解孔子,甚至冤枉孔子。

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言,如果不考虑说话人的思想,仅从句读方面考虑,且句意完整,主要有下面三种标示方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为了深入探究,我们分述于此:

1.关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读古已有之,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明。“文革”不过是借这句话来攻击孔子而已。何晏的《论语集释》、邢昺的《论语疏》、杨伯峻的《论语译注》都是这样解读的。古人在解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时,一般都从正面解释,是说可以让老百姓按照我们指引的道路走,不需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不让他们知道呢?何晏的解释是“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邢昺的解释是“圣人之道深远,人不易知”,既然不易知,知起来很麻烦,所以就不用知了。近代学者对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大多采取了批判的态度。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孔子把民看作愚昧无知的人,可使由(服从)之,不可使知之……”指出孔子政治思想保守。又如冯友兰在《论孔丘》中说:

孔子认为“民”是“下愚的人”,“他们不可使知,所以只可以让他们听从驱使……”指出孔子鼓吹愚民政策。“文革”中批判孔子的愚民政策,大多数人也都是引用这两位学者的话。

应当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读成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没有什么大错。从孔子的一贯主张来看,孔子不赞成愚民政策。孔子是中国第一个创办私学的人,孔子把一生中的精力奉献给教育事业,孔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说出这种话的人怎么会主张实行愚民政策呢?

那么,古今学者之所以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读成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很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没有从整体思想上去把握孔子,这样就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二是以自己的好恶来解释。喜欢者极力为孔子辩解,如何晏与邢昺;不喜欢者则极尽诋毁之能事,如范文澜与冯友兰。好者使其偏,恶者使其冤。“批林批孔”时大批孔子的所谓愚民政策,使孔子蒙受了许多不白之冤。

还有的人从“民”字上做文章来解释孔子的这句话,说这里的“民”指的是奴隶,既然是奴隶,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会说话的工具,当然就不需要“知之”了。持这种观点的是部分台湾学者。这种解释有以下几大问题:(1)中国古代是不是实行过奴隶制到现在学术界仍有争论。《孟子》中有关于井田制的记载,很多人据此认为中国没有实行过奴隶制。(2)外国的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中国古代社会是不是这样没有人证明过。至少没有人证明孔子生活的那个时期是如何对待奴隶的。(3)即使孔子那个时候有所谓的奴隶存在,但从孔子一贯的主张来看,孔子不大可能认为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孔子主张“仁”,强调仁者爱人。主张爱人的孔子是不可能这么去看待人的。

2.关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句读,最早见于宦懋庸。

他在《〈论语〉稽》中解释孔子的这句名言说:对于民,其可者使其自由之,其所不可者亦使知之。或曰:舆论所可者则使共由之,其所不可者亦使共知之。理解这种方法的关键是“可”。在这种解释中,“可”是动词,认可的意思。与宦懋庸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台湾学者俞志慧。他发表了两篇文章:一是《〈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章心解》,一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章心解补正》。在《心解》一文中,俞志慧通过对《论语》一书中有关“由”、“民”、“使”三字的全部义项和句例的研究,结合儒家仁民爱物、“政者正也”的思想进行分析,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读可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指出其中绝没有什么民愚或者愚民思想,相反,恰恰是儒家德化政治、顺民应天、开启民智思想的体现。

应当指出,宦懋庸与俞志慧虽然同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读,但对于这句话的理解有所不同。宦懋庸理解的“民可”与“不可”与俞志慧理解的“民可”与“不可”不同。宦懋庸把民分为两类,一类是“其可者”,另一类是“其不可者”。其可者,使其自由之,其不可者也使其知之。其可者与其不可者由舆论判定。而俞志慧的看法有所不同。他把“可”理解成“可以”、“行”,把不可理解成“不可以”、“不行”。即当执政者认为老百姓的道德、行为符合“道”、“礼”的要求时,就随他去,不要管他。

如果老百姓的道德、行为不符合“道”“礼”的要求,就要告诉他,引导他。这里,俞志慧强调的“可”与“不可”重点是从行为上判断,而不是简单地分类。应当说,俞志慧的解释要比宦懋庸的解释更灵活也更全面一些。

其实,无论是宦懋庸的解释还是俞志慧的解释,大体符合孔子的一贯思想与主张。孔子不主张愚民政策这一点是肯定的。因为除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以作此解释外,从孔子所编的《春秋》,所删定的《诗经》以及《论语》的其他篇章中找不到类似的证据。从历史上看,孟子是孔子的忠实信徒,孟子是主张民贵君轻的,主张民贵君轻的人说什么也不会提出愚民主张的。当然,孟子不是孔子,孟子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但如果孔子存在严重的愚民倾向,不会不在孟子的著作里有所体现。

3.关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以上的两种句读,大略是讲得通的。但按第一种来解释孔子的话,则与孔子的思想抵牾太甚。第二种虽略近孔子的思想,然此中“可”义模糊,解释者也有不透彻之嫌。其实,还有第三种句读方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把“使”当作“被支使”、“被使用”、“被驱使”讲,就可以翻译成“老百姓,若可任使,就让他们听命;若不可任使,就让他们明理”。这样才更符合《论语》的语言规律,也更合乎孔子的思想实际。

在这种句读法中,“知”、“由”都作使动词用,“使”字自然属于前面的假设分句,否则便是冠上加冠了!“之”,代词,代“民”。

据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使”在古汉语中主要有两个的意思,一是刚才的“使用”、“支使”;二是“使者”、“出使”。如果作使者讲,那样能讲得通,不过有点笔走偏锋了。

我们可以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读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做如下猜想:有一天,国君向孔子咨询,要派人到国外执行外交任务该怎样做?孔子就告国君,如果有人可以做使者(有出使的条件与能力),就应当授以特权,由他全权处理,不要过多地限制;如果他条件不具备,就应当告诉他,他有哪些方面不足,哪些地方应当改进。把“使”理解成“出使”,“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不是在讨论一般的原则性问题,而是在具体地讨论外交问题。

其实,综观孔子所有的言论,除了这句话,再找不出一句有愚民色彩的话来。如果单凭这句没头没尾的话而给孔子扣上一顶愚民的大帽子,那孔子的确有些冤枉。况且,孔子打破“学在官府”的知识垄断局面,开办私学,让很多平民也享受到教育的权利,又提倡“有教无类”的普遍教育理念,怎么可能主张愚民呢?

但不能否认的是,这句话的确为皇帝老子们推行愚民政策提供了很好的借口。事实上,自汉儒以来,为了统治的需要,对《论语》的解释大多曲解了孔子原本的意思,成为统治者巩固统治的利器。

而孔子虽被戴上了圣人的光环,却也是统治者为了神化那些被曲解学说的政治需要,所以,将这些糟粕全部算到孔子头上是不公平的。

退一步讲,就算孔子主张愚民又怎么样呢?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局限,我们不能拿现代人的观念来评判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更不能用少数糟粕来全面否定孔子。《论语》里许多言论至今仍闪耀着思想的光辉,这些足够当代中国人领悟和受用了,我们又何必争论这些无用的糟粕,而放任那些大好的精华不去吸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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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孔子的野史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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