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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森评传

来源:百科故事网时间:2018-11-16 15:50:01

明初以降,江南文风很盛,士子不只研习制艺,以为进身之阶,而且有些由于性情脱略,亦染指戏曲小说。他们有些因为帖括不精,命蹇难遇;或者槁项黄馘,老死牖下;或者湖海飘蓬,赍恨而终。虽曰饱学,惜史乘不载,故生平不易详知。嘉道年间,常年遨游燕粤等地的陈森就大率类此。

陈森,字少逸,号采玉山人,又号石函氏,毗陵(今江苏武进县)人。据陈森《梅花梦事说》,和刘承宠于道光四年六月为《梅花梦》写的评,知陈森游京师,馆于同里汪氏宅,住其退逸居。道光二年参加顺天乡试不售,三年八月曾作《梅花梦》传奇一部,共十八出。此剧关目新奇,文辞淡雅,写偶坠青楼的梅小玉无比大胆地追求生死不渝的情偶,实为难见,故而为陈森朋辈所赞叹,一时为之写诗题辞者甚夥,其名较著者有同里刘承宠、庄缙度、刘承宽等。关于这三人,《光绪武进阳湖县志》有如下记载:

刘承宠,嘉庆二十四年举人,著有《麟石诗文钞》。(1)

庄缙度,字眉叔,工诗词楷书,道光十六年进士。授户部主事。亦朝考入选未用翰林。时京员有河工学习之例,缙度因发东河期满,改府同知。(2)

刘承宽,字子容,大学士纶孙。礼部主事逢禄子也。嘉庆二十一年举人。考授咸安宫官学教习,发山西。历署朔州,孝义县。(3)

再据陈森《品花宝鉴序》(此序叙他创作《品花宝鉴》的过程),知他约在道光五年“秋闱下第”,“块然块垒于胸中而无以自消,日排遣于歌楼舞榭间”,于是深入了社会底层,熟谙了梨园生活,偶名伶而不辞。他未写过小说,甚至还鄙薄小说。约于道光六年,是在居停主人劝导下,始勉为其难地撰写实为名伶画像的《品花宝鉴》,“两月间得卷十五”,以穷愁故辍笔。明年随粤西太守去粤作幕约八年多,“亦尝游览青楼戏馆间”,加深了对梨园生活的阅历。大约道光十六年在自广西兴安县乘船回京的时候,旅途无聊,又续写了十五卷。七月抵京后,参加可能是翌岁的顺天乡试,再落榜。一来久败灰心,二来“年且四十余矣”,这才弃绝功名。此时某农部十年前即见过他所作的十五回,又见近续之十五回,遂鼓励他写成全璧。于是,他这个无意写小说的人,从来就没想去耗尽脑汁,穷年累月地写长篇,此时百无聊赖,才托笔以遣愁抒愤,“腊底拥炉挑灯,发愤自勉,五阅月而得三十卷,因以告竣。又阅前作之十五卷,前后舛错,复另易之,首尾共六十卷。”

陈森说他“四十余矣”弃科举,如果最后一次参加顺天乡试,根据他的自序,推为道光十七年不致大错,由此上溯四十多年,则他的生年似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左右。复据《罗延室笔记》云:道光末年陈森为他的小说梓行而到处奔走,则他的卒年似在道光三十年(1850)后。

上面说过他约在道光十六年写完前卅回,还有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廿四日杨懋建写的《梦华琐簿》可参证。杨说道光十七年夏他在严州友吴立臣案头亲见过《品花宝鉴》前卅回,“迫欲借钞,未得其便”。而且这还有作品的内证(4),就说明这个推论大致不错。至于后卅回,陈的自序明确交代是从粤回京参加道光十七年秋试又败后的半年间写完,则《品花宝鉴》的脱稿似在道光十八年秋,即鸦片战争将要爆发之时。

《品花宝鉴》稿既竣,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手抄本流传时间。迨至道光二十八年春,由和陈森素未谋面的幻中了幻居士好心地为《品花宝鉴》再三校阅,删订画一,于同年十月开雕,翌年六月印竣。自此,一部集知识性、趣味性、惩戒性和可读性于一身的《品花宝鉴》得以刻本首次问世,后频频复印翻印,流传甚广。

陈森除对制艺欠精,其余古文诗词歌赋,以及词章考据,靡不淹贯。他论诗衡文,乃至评戏,均有不少破俗之论,从不人云亦云。他认为从性灵中发出来,几于天籁的,方为好诗;也不必执定抱杜尊韩,有一句两句能道人所不能道者,便可与古人争胜。他的文学观是随着时代而前进的,提倡许多士大夫所不认可的白话诗和乱弹戏,认为它们只要字字真切,纯是血性语,便是佳作。

无论在艺术评论,还是在艺术创作上,陈森都有很可贵的创新精神,能自出心裁,所以他前后相加共用了大约一年多时间写出的《品花宝鉴》,委实道人所不能道。正如《金瓶梅》极力摹绘市井小人;《红楼梦》反其意而师之,极力刻画阀阅大家;《歧路灯》则以道学观而仿其笔,刻意描写乾隆朝垮掉的青年一代一样,《品花宝鉴》乃师其意而变其体,独辟蹊径,写出既是我国第一部梨园文学,也是我国第一部,甚至是从古至今未有的同姓恋文学。若追溯世界上第一个写同姓恋作品的人,恐怕要数到道光朝的这位陈森。

尽管京师狎优之风冠绝天下,朝贵名公,不相避忌,互成惯俗,以至执役无俊仆,皆以为不韵;侑酒无歌童,便以为不欢。但是,陈森却同古代有些落魄文人因愁极而走进梨园一样,始而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继而因为同是天涯沦落人,便同病相怜,与被侮辱被损害的艺人,逐渐有了共同的感情。他并非狎优之流,所以才能在那个浑浊不堪的环境里独具慧眼,塑造出“出污泥而不滓,随狂流而不下”,并敢于向淫魔色鬼进行殊死斗争的杜琴言、苏蕙芳、秦琪官等艺人形象;同时称颂怜爱以至保护他们,但却无邪念的士君子。

有清一代狎优风与好男风盛极一时,互为表里。虽然好男风古已有之,明代渐盛,但到清代,由于昆曲和地方戏的流行,组班演员绝大多数为男性少年或小青年,而且多系苏州扬州一带的姿色俊丽者,这就为好男风的渔色之徒提供了条件,从而把好男风与狎优合流的风气推到糜烂的境地。这是因为第一,名优常演儿女风情戏,逼得他们男人扮女人,逐渐女性化了;第二,无论有人身自由的出师小旦,或无人身自由的未出师小旦,凡逢唱戏陪酒打茶围,得随叫随到,没有做人的尊严;第三,小旦非但姿美,个个有绝技,且能精通文墨,就是好声色的王公大人也不免垂涎,何况市井小人。以至当时京里风气,只要是个小旦,那些人嘴里讲讲都是快活。因此,狎优成风,不可挽回。

在当时戏侮小旦的恶劣风气下,陈森纵然不能为梨园提出正本清源之道,但是,他从生活真实出发,却令人信服地写出一些正派的士君子由悦艺人的色艺而救助他们出坑。这种出于变态心理的同姓恋,在后世虽是不应提倡而当加以制止的,但在当时却有它产生的土壤。一部《品花宝鉴》所着力写而又称道者,就是“游戏之中最难得者,几个用情守礼之君子,与几个洁身自好的优伶,真合著《国风》好色不淫一句。”其中用情守礼的梅子玉与名旦杜琴言,田春航与名优苏蕙芳最为相契,确实恩重而情真,是同性恋中的典型。

杜琴言是反对唱戏最激烈的人,当其被婶婶卖入梨园时,“已投缳数次,皆不得死”。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对做艺人的辛酸比一般人知道得更早更深切:他父杜琴师,以制弹琴为业,仅仅是个伴奏人员。就在他十岁时,其父忽为豪强殴辱,气忿碎琴而逝,“其母一年后,亦悲痛成病而卒”。他的家就这样毁在流俗所轻的戏曲行业上,而他也就随之被推入当时视为火坑的梨园里。他当小旦比他父作琴师还多一层被戏弄的痛苦,这就必然激起他对唱戏的厌恶和积恨。陈森写他失足梨园后,“身有傲骨,断不能与时俯仰”,“任凭黄金满斗,也买不动他一笑”,以及时刻不忘跳出火坑,是因为他有过切肤之痛。可是,既当了所谓戏子,就注入另册,谁都敢欺侮,何况他是天下第一美少男的旦角又演得绝妙,就尤其要被好戏弄小旦的邪恶势力所觊觎。然而他却是梨园中最有节操的,宁死也不向色魔奚十一、魏聘才之流的威胁利诱低头,也不为想玩弄他的侯石翁的盛名厚利所动。

人能有所恨,必然有所爱。杜琴言对敬重仰慕他,进而发展为同性恋,但却无亵狎之念的美少年梅子玉,就爱得非常纯洁而真挚。为了睹物思人,他以梅子玉的梅为象征,在住地无处不以梅为点缀,念兹在兹。同样,梅子玉因为他名字有“琴”,所用之物也无一不是琴的样式。他俩纯洁的、专一的和排他的相思相爱是贯串全书的一条主线,正如陈森所写:“非玉侬(琴言)不足为庾香(子玉)赏识,非庾香不足为玉侬眷恋,国风好色而不淫,其庾香玉侬之谓乎?”

陈森笔下的苏蕙芳也是父母双亡,无依无靠,无路可走,才被迫学了戏。其实他是无日无时不憎恶这个受侮辱职业的。第四十四回写他对袁宝珠等说:“你道我唱戏真愿么?叫作落在其中跳不出来。就一年有一万银子,成了个大富翁,又算得什么?总也离不了小旦二字。”可见他是不甘受污辱而流露这真情的。作者所以把这个形象塑造得很成功,一来是对梨园有丰富阅历,深得优伶三昧,二来有乾隆时实有的名旦李桂官做模特儿。李桂官与毕秋帆搞同性恋,并激励扶植毕秋帆上进的风流韵事,当为《品花宝鉴》苏蕙芳、田春航的故事原型。此在《檐曝杂记》与《罗延室笔记》等书里皆有所载。

苏惠芳最显著的特点是:料事如神,仗义疏财。他为田春航的锲而不舍,死盯住不放的痴情所感动,硬把一个因狎优而潦倒穷途,势将填沟壑的田春航拉到正路上来,给予思想上物质上种种帮助,因而“倒成了道义之交,绝无半点邪念”。他在瑶卿、香畹等计议共同出资抢救琴言出师上,虑事远,善权变,有杀伐决断,连卖琴言的长庆刁妇也不能不为之叹服;他不忘香雪先生教书传戏之恩,慷慨捐献二百金,为其先师料理丧事,抚恤遗孤,并求诸名士撰文哀悼,就在在显示他确能重师道,明大义。

和杜琴言不同,苏蕙芳虽同样重节操,讲原则,但不似琴言之心没有一点曲折,一味刚直,而是圆融灵活。他对妄想来吃天鹅肉的色鬼潘其观,出于不得已,施用苦肉计,把这个淫棍弄得丑态百出,使其不敢再来侵犯。

本书其他八大名旦,不单姿仪秀丽,气体高华,而且“守身自洁,立志不凡,惟择所交,不为利诱,兼通文翰,鲜蹈淫靡。”他们茹辛含苦,忍辱负重,维护了做人的尊严,保持了独立的人格。陈森站在被侮辱被损害者的立场,同情他们的不幸,赞赏他们能够出于淤泥而临清波,指明不要以他们曾在淤泥为辱。他对陷在当时梨园火坑的杰出子弟,和对在《梅花梦》沦为名妓的情痴梅小玉,从人道主义出发,是一概寄于同情和讴歌的。他能和被压迫者的感情相通,表明了他在当时是个有初步民主意识的作家。

陈森也是个明是非很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对那些“狐媚迎人,蛾眉善妒,视钱财为性命,以衣服作交情”的黑相公(即卖身的男旦)如蓉官、二喜、玉善、春林、凤林,则嘲讽他们助纣为虐,是黾灵圣母、申公豹之类;对残害凌辱梨园杰出子弟的狎客奚十一、潘其观、魏聘才等的罪行,则无情揭举,大张挞伐。

伴随当时流行的狎优风,却派生了另一种好男色而不淫的风气。这就是有点平等意识的公子哥儿或名士派,欣赏名旦但不玩弄名旦,在流连忘返中产生特殊感情。而在茫茫人海中,名旦发现有人还对自己比较尊重,自然乐而与之交接,以至倾心相待,恩爱绸缪,有伉俪之名,而无伉俪之实。很显然,对于名士来说,不应说是狎优。大凡古今中外无论盛行哪种风气,必然有种理论为之依据。行好事必然有做好事之理,做坏事免不了有坏理为之指导。蓺兰生在《侧帽余谭》里就对当时出现的爱而不亵的风气进行过阐述。他说:

情犹水也,水无刻不流,情何时可闲。我辈志希风雅,安能如太上之忘情,然亦不宜涉于邪,如朱子所谓得其情性之正者,斯可矣。吾友如平阳生、赋艳词人、香溪、渔溪、披沙子、护花尉辈,皆能见得到此,故与秋凌、艳仙、妙姗、如秋,皆爱之重之,而不忍亵之。夫亦谓彼既薄命如花,我虽不能供之几席,以资赏玩,又不能遍护金铃,使不摧折,惟是兰之芳,菊之秀,莲花之清矫,芙蓉之淡艳,或生空谷,或寄东篱,或出于泥而不染,或涉秋江而可采,要皆自成逸趣,对可忘饥,若有情若无情而情乃弥永。何必褰裳涉洧,效狂且为?……

如果把小旦比做花,狎客是戏弄花,或摧残花,那么,名士则是欣赏花,或爱花而已,所不同于狎客者,最根本的是好色不淫。换句话说,就是好男色而不淫。对此,《品花宝鉴》所写的田春航、徐子云也有一套爱优的理论。田春航甚至援引孟子说的“知好色则慕少艾”,得出真重色者应好男色而不好女色,否则就是好淫的理论。那徐子云胡说什么:“这些相公的好处,好在面有女容,身无女体,可以娱目,又可以制心,使人有欢乐而无欲念。”这显然不是真正尊重男旦,仍然稍有渎亵,但是,这些好色不淫的名士,委实还把名旦当人看,田春航对苏蕙芳说出:“即使我学善才之见观音,一步一拜也都愿意,何敢尚有他意。”田春航看到苏蕙芳天仙化人的美姿,虽不觉心上一荡,陈森立即就写他急急的转念道:“他是我患难中知己。岂可稍涉邪念。”从而挽回了一场出现苟且事的危机。

由于名士们比较尊重小旦的人格,所以对小旦不呼名而称号,平常不叫他们请安,不许称自己为老爷,偶而还让他们在宴会上坐首席,对他们平等相待,关心他们的疾苦。尽管他们还不是从完全平等意义上敬爱名旦,仍不免有人把男性女性化了的小旦当花瓶,还没有完全摆脱当时恶劣好男风的影响,但是,他们敢在传统习惯势力还强大的时候,公然把小旦当人看待,爱而不狎,甚至有时予以支援,这在当时不是很容易做到的。如果说早先的贾宝玉和蒋玉函之情还是朦胧的、隐秘的,那么到了《品花宝鉴》的梅子玉与杜琴言,田春航与苏蕙芳,史南湘与王兰保,徐子云与袁宝珠的情,则是有意识的、公开的。特别是梅子玉与杜琴言相好,较一般儿女情有过之而无不及。很明显,这种畸形的同性恋,是在封建社会发展到极端腐朽时,悦容貌,喜歌舞的名士派,在当时好男风的恶劣影响下,不能完全免俗,而尚能讲究雅道,追求一种所谓的抽象精神恋即意淫,以别于皮肤淫滥之蠢物。虽然他们与狎优者有别,不可同日而语,但这毕竟是一种不健康的反常心态,易导致社会伦理关系的混乱,滋生意外的事端。

鸦片战争前夜脱稿的《品花宝鉴》,反映了中国历史正处在大激荡,封建社会更加腐朽窳惰和行将冰消瓦解的广阔历史背景。陈森虽然只是从梨园这一角来透视这个古老的闭关帝国,笔触仅凃抹到中下层社会,但是本书仍然包藏比较丰富的社会内容。它不仅详细描绘了乾嘉以来京师梨园的习俗风尚,戏班旧规,艺人辛酸,同性相恋,以及环绕梨园而展开的下层社会画卷,比起写于道光年间专写梨园事迹的笔记《金台残泪记》《燕台鸿爪集》《辛壬癸甲录》《长安看花记》《丁年玉笋记》和《梦华琐簿》,要丰富生动的多,是了解这时期昆曲衰而乱弹兴的形象材料。而且本书还将嘉庆道光间部分历史真相隐记在内,则弥足珍贵。兹举其大者有二:一曰因财源困窘而大肆推行的捐纳制度;二日蠹国害民的鸦片屡禁不止,酝酿了行将爆发的鸦片战争。对此,陈森虽不加评判地进行了客观评绘,但从情节中流露的不满倾向却是很明显的。

清代乾隆朝由于财政困难,不断推行捐纳政策以充国库。所谓入赀授官,实际就是合法的卖官鬻爵。乾隆未尝不知道入赀得官,“庸流因之并进,博朊仕,一二年后,得廉俸过于所出,国家并无实际”,然而仍要饮鸩止渴,盖因只图解决燃眉之急,以至竟有李宏、李奉翰、李享特祖孙三代皆以入赀授官。迨至道光朝,不只入赀可以得知县,而且道、府、州官亦可以高价获得。官之大小,视银之多少而售,以至“小夫贩竖,无不可得。及一得之,视为利薮,必偿所愿而去,更不问所司之事。无怪间阎困苦,盗贼横行也。”(5)

《品花宝鉴》对捐官流弊所写,大体符合历史实际。陈森笔端的卑下人物多是掏钱买官,而洋洋自得的。“但知势利,毫无所能”的杨梅窗,弄来不明不白的钱,“捐一个六品职衔;”土蔑片贵大捐了从九候选,也得了湖北的同知;无赖魏聘才靠招摇撞骗的钱,花去四百余金,新捐了一个从九;奚十一带了十几万银子进京,本要捐道台,因他肆意挥霍,无恶不作,把银子花动了,只捐了个知州。靠说事过钱吃回扣的张仲雨原是捐个从九品衔,因嫌从九品是个磕头虫,又花了两千银,捐个六品正指挥。他得官后,刘文泽说他将来一定名利双收,他笑而直言:“若说将来不要钱,就是我自己也不肯作此欺人语。况且我这个官,原是花了本钱来的。”这里一语道破了古代一切靠以钱买官者的真实意图。

道光朝推行捐官政策固然超过前朝,而吸食和贩运鸦片的问题也更加严重。从嘉庆朝始虽屡申禁令,但禁而不严,几同不禁。道光十一年虽“申禁各省种鬻鸦片”,并“申定官民买食鸦片烟罪例”,但无禁烟的严厉措施,以至鸦片倾销未见减少,到了道光十二年,弄得“粤兵多食鸦片,不耐山险。”尤为可悲者,是上层统治集团亦有不少吸食鸦片者。好不容易抓住奕窦亲王坐与辅国公溥喜赴尼寺食鸦片,又仅仅夺爵,就从轻发落了。这样治而过轻当然无法煞住当时祸国害生灵的吸毒风。而《品花宝鉴》就非常真实形象地反映了盛极一时的清王朝到这时已变得腐败之极,吸毒业已成为普遍的公害;社会上的豪强无赖和寄生虫有不少都吸食鸦片,其中要以凶残好色的奚十一和戏班师傅曹长庆最典型。奚十一满脸烟气,颜色铁青,吸烟一天要得一二两,而且烟具随身带。他的妾白菊花烧烟的本事甚高,烧得不生不熟;将鸦片挑上一竿子,在火上四面一烧,那条烟就挂得有五寸长,放在斗门口。奚十一最喜欢吃这种面条烟,沙沙地一口吃尽,还闭住嘴不放一点烟散出来。这虽是他吸烟的绝技,也说明了鸦片对人毒害是多么深。而曹长庆家的烟灯更是肆无忌惮地常开着,长庆媳妇几句赞叹的话,听起来更是令人怵目惊心。她说:“我想我们当家的在日,那间屋子里,一天至少也有十几个人围着那盏灯,一个起来,一个躺下,倒像吏部里选缺一样,挨着次序来。”这简直是公然开鸦片烟馆,可见吸毒风之盛。陈森写的这一个烟馆,实际是全国无数烟馆的缩影。国脉民命被斫伤到这样地步,怎能抵御外侮?抗击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更是难以设想了。陈森对鸦片战争前夜国内士气民心的描写,对政治腐败不堪的刻划,俱有极大的认识价值,可与史载相映证。

要之,陈森是个一生不得志,深入嘉道两朝中下层社会,同情江湖艺人,具有朴素的民主主义意识的作家兼学者。他所作《品花宝鉴》是广为流行的,但是,也有缺陷:其一,作者写小旦、名士和反面形象很真实,而写淑媛美婢,则因缺乏生活经验,不免虚泛贫血;其二,写酒今次数达十二次之多,犯了獭祭填写之病;谈学问考据也嫌多;其三,有些性描写过露,殊觉不雅。不过,就其总体而论,这只是白璧中的部分瑕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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