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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绿园评传

来源:百科故事网时间:2018-11-21 20:50:01

李绿园(1707—1790),名海观,乳名妙海,字孔堂,号绿园,晚年别署碧圃老人。清河南汝州宝丰县人。他一生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差不多与18世纪共始终。

他的祖籍在河南新安县,世居县北北冶镇马行沟村。祖父李玉琳是个穷秀才。康熙三十年(1691)豫西大饥荒,王琳兄弟方谋奉母逃荒,适逢洛阳岁试,玉琳乃留试,遗弟玉玠负母赴南阳。试毕,玉琳持七十钱,星夜奔迹寻亲,步行八百里而音问渺然。一日将暮,玉琳至南阳梅林铺,计穷情急,坐道旁呼天大号,突见弟仓皇前来,乃得团圆。这个“寻母李孝子”的故事在新安一带流传很广,1939年编修的《新安县志》中还收有此事。李玉琳逃离新安后再未回到家乡,流落到汝州宝丰县滍水(今名沙河)南岸,鱼山脚下的宋家寨(今属平顶山市郊区)定居下来。李绿园的父亲李甲入籍宝丰,为宝丰庠生。据文献记载,他也是一位孝子。康熙四十六年十二月初一日,李绿园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以孝传家的“孝子门庭”。他幼年就读于鱼山寺的义学中,他的蒙师就是他的祖父。这时李玉琳一家已与当地河岸李村李姓土著联了宗,李绿园的学名海观,已是按河岸李李姓的世次取字了。他们得到河岸李李姓的许多照看,淳朴的农村生活和家庭环境,对李绿园厚道务实的性格形成有很深的影响。

李绿园十三岁时,入城应童子试,何时成为秀才不详。三十岁时,他考取了乾隆元年(1736)恩科乡试举人。这时他正当壮年,和封建时代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希望通过科举、仕宦的道路做一番事业。中举的次年(1737),他在赠友人的一首诗中写道:

君不见隆中名流似管乐,抱膝长吟志澹泊。又不见希文秀才襟浩落,早向民间寻忧乐。一日操权邀主知,功垂青史光烁烁。男儿有志在勋业,何代曾无麒麟阁?(《李绿园诗文辑佚卷之一·赠汝州屈敬止》)

他以诸葛亮、范仲淹为榜样,勉励自己。在这首诗中,他还说:“莫耽读骚嗅兰茝,须念国计与民瘼。”表示了自己为国为民的志向。乡试中式后,绿园把他的试卷辑录成册,请襄城刘青芝为序。序文称绿园的“忧世之怀,壮行之志,殷殷时露行间”,又赞他“仪观甚伟,风气非常”。由此可略窥绿园的志行风采。

李绿园中举前后,曾在河南省会开封陆续居住了很长时间。他的小说《歧路灯》就是以开封为主要背景的,所写的街巷、官署、寺庙等的座落、方位、走向等无不与实际一一相符,所写的风俗人情也是这一内地省城的真实写照。绿园还多次赴京会试。现存他的诗作中有六首与北京有关,《歧路灯》中对开封到北京的沿途风光有很具体详细的描写,对北京的社会风情也有许多描绘。北京大约是绿园除家乡和开封外,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

绿园终未能博春官一第,深为终身之憾。在《歧路灯》第七十七回中,他借书中人物之口说:“休说什么科副榜用不的,就是什么科举人也用不的,都是些半截子功名,不满人意的前程。”这很能道出他胸中的块垒所在,乾隆十三年(1748),绿园的父亲去世。葬父后他守制在家。此时他已届不惑之年,对世情的练达历阅代替了少年的壮志豪情。虽然他在科名上不尽如意,但毕竟是在他这一代,把一个普通农村读书人家庭,提高到了乡绅的地位。他没有和他同时代的吴敬梓、曹雪芹那种因家道败落而对现实产生的愤懑,仍寄希望于封建纲纪伦常的复归。他对窳败腐朽的社会有深刻的认识,看到了封建秩序的解体,官场黑暗,士人昏聩,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他为官绅子弟一个个走上堕落败亡的歧路而忧虑,并从自己所历所闻的事实深感“成立之难如登天,覆败之易如燎毛”。他在晚年所写的《家训谆言》中曾说过:

人于浮浪子弟鬻产拆屋时,往往怜之曰:可惜!可惜!不知此固毫无足惜也。衣轻食肥,于天地既毫无所益;作奸犯科,于风俗且大有所损。他若常享丰厚,那些谨守正道,甘淡薄,受辛苦的子孙,该常常挑担荷锄,嚼糠吃菜乎?天道无亲,必不然矣!

他还说过:

问如今兴旺隆盛之室,那一家的祖宗不曾与患难相尝?那一家的子孙、敢言与天地不朽?

他知道统治阶级的权力与财产的再分配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仍煞费苦心地予以疗救。怀着这样的淑世心肠,他开笔撰写《歧路灯》。从他晚年在《歧路灯》脱稿后所写的自序中,可以看到他创作这部小说的动机和经过:

古有四大奇书目……迨于后世,则坊佣袭四大奇书之名,而以《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冒之。呜呼!果奇也乎哉!……余尝谓唐人小说、元人院本,为后世风俗大蛊。偶阅阔里孔云亭《桃花扇》、丰润董恒岩《芝龛记》,以及近今周韵亭之《悯烈记》,喟然曰:吾故谓填词家当有是也。藉科诨排场间,写出忠孝节烈,而善者自卓千古,丑者难保一身,使人读之为轩然笑,为潸然泪,即樵夫牧子厨妇爨婢,绋感动于不容已。以视王实甫《西厢》、阮圆海《燕子笺》等出,皆桑濮也,讵暂住目哉!因仿此意为撰《歧路灯》一册,田父所乐观,闺阁所愿闻。子朱子曰:善者可以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友人皆谓于纲常彝伦间,煞有发明。盖阅三十岁以迨于今而始成书。前半笔意绵密,中以舟车海内,辍笔者二十年。后半笔意不逮前茅,识者谅我桑榆可也。

李绿园以“载道”的严肃态度来创作,至五十岁时大约已写完了《歧路灯》的前八十回,后“以舟车海内,辍笔者二十年”,到老年才得以续完。

五十岁以后,李绿园开始了他的游宦生活。二十年中他到过黔、蜀、吴、楚、齐、鲁、幽、燕等地,长江上下,运河南北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曾在重庆住过近一年的时间。在他的诗作中记下了他的游踪:

蜀道之难上青天,黔南之山黑如黝;吴头楚尾多冈岭,齐郊鲁域亦丘阜;若拟日观落雁峰,总是台牛马走。忽忆我道巫山峡,犹能仿佛十八九;白帝城下滟澦堆,黄陵庙边十二培;狼头恶滩石列姜,人鲊之瓮凹如臼。(《戊戌春飞月坐横山惜阴斋……话山水》)

李绿园由蜀入黔到过开州、清平等地。千山叠嶂奇洞飞瀑的贵州山水,也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黔中山万亿,邃窟什之九。我频历奥区,每每见洞口。峭壁横哨壶,斜瓮更侧。或惊飞泉喷,或讶阴风吼。”(《开州城北仙人洞》)乾隆三十七年(1772)他六十六岁时,在贵州思南府印江县作了一任知县,达到了他仕宦之途的高峰。这大约是从幕僚这一条路逐步升迁上去的。在短短一年的知县任中,他留下了很好的政声。道光本《印江县志·官师志卷五》记载:

李海观,字绿园。能兴除利弊,爱民如子,疾盗若仇。乾隆己丑(?)秋,邑大旱,步祷滴水崖,雨立沛。百姓设筵迎劳,海观教之食时用礼,以度岁歉。欢如也。

旧时方志中这类记载,多有溢美之词。不过李绿园对自己这段生活是很自负的。他在晚年还不时念及印江,在诗作中写道:“梦中偶到印江地,犹见吁呼待抚民。”(《丙申今有轩梦余口占》)“揽镜拈须雪色新,颓然剩得一闲身。蛮烟几历荒绥外,蜃气曾终渤海滨。……平生不负称循吏,梦绕桐乡爱我民。”(《揽镜》)

当时贵州是清政府的采铅重地。贵州铅厂生产之铅运行内地京都十分困难,开支浩大。李绿园在任上“以运铅之役,缺匮部项,几频于险”(《李绿园诗文辑佚卷之二》),这对他的离任可能有不小影响。

乾隆三十九年(1774)李绿园由黔经鄂西返豫抵家乡宝丰。这一年他六十八岁,开始了他的晚年生活,第二年他的次子李蘧考中进士,分吏部,以主事用。可能在这一年,李绿园开始续写《歧路灯》。约于乾隆四十二年初,他回到祖籍新安。三月,他的诗稿编定,题为《绿园诗钞》,四卷,有序。他在序中说

诗以道性情,裨名教,凡无当于三百之旨者,费辞也。余生平最喜孟郊“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王建“三日下厨房,洗手作羹汤”,朴而弥文,读之使人孝悌之心,油然于唇吻喉臆间。……汉魏六朝以及唐宋元明诗人林立,而晋义熙之陶渊明、唐宝应之杜少陵、宋乾道之陆剑南,凡知诗者,莫为矢口先之,果奚以故哉?彭泽以祖侃宰辅晋室,耻为宋民;子美麻鞋见天子;放翁谕子以宋室恢复无忘告祭君父之谊,拳拳肝膈:惟其于伦常上立得足,方能于文藻间张得口,所以感人易入,不知其然而然也。

这段文字正是李绿园的文艺观,其核心是以理学为基础的“道性情,裨名教”,“惟其于伦常上立得足,方能于文藻间张得口”的文学创作思想。这一思想是传统的也是比较保守的,可以作为《歧路灯》一书的注脚,代表了《歧路灯》的保守思想倾向。就在这一年的八月,《歧路灯》续完,李绿园又写了序言置于卷首。新安族人留他长住,把子侄辈托与他教育,他就在北冶镇马行沟作了塾师,住了将近三年。

乾隆四十四年(1779),绿园由新安南返宝丰。不久,李蘧迎养他至北京,乾隆五十五年(1790)六月二十八日老死于北京米市胡同私邸,享年八十四岁(参见栾星《李绿园家世生平再补》,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版《明清小说研究》第三辑)。

李绿园出生时,《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七岁;李绿园十岁时,《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生。他们是同一时代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创作的三位巨匠。李绿园的著作见于著录的有:

《绿园文集》不分卷,佚;

《绿园诗钞》四卷,有残本;

《拾捃录》十二卷,是绿园读书有得,及凡所阅历,辄录记成帙的笔记,佚;

《家训谆言》一卷,八十一则,是绿园七十一岁(乾隆四十二年)在新安教书时辑录平时对子侄的谈话而成。存。

《歧路灯》全部。

《东郭传奇》,剧本,演《孟子·离娄下》“齐人有一妻一妾”故事。民国年间诗人徐玉诺尚见过残本,今佚;

《破山斧》,剧本,本事不详,佚。

以上各书均无刻本。绿园的诗作在清道光间杨淮编的《中州诗钞》、近人李时灿编的《中州诗征》及徐世昌编的《晚晴簃诗汇》(别名《清诗汇》)中都有选录。李绿园的文名遂以诗传。从他现存的作品看,文学成就最高的应属小说《歧路灯》。

有清一代,《歧路灯》一直以手抄本流传,以新安和宝丰为中心,渐及豫西、豫中及豫西南地区,在穷乡僻壤间被辗转传抄,流布不辍。1924年新安人张青莲记道:“莲自幼时,见吾乡巨族,每于家塾良宵,招集书手,展转借抄。”但此书一直没有超出河南地域,少为人知。由新安转抄出的本子,卷前多附有《家训谆言》。它的内容与《歧路灯》的写作旨趣完全一致,对研究李绿园创作《歧路灯》的用意是很有意义的。

民国初年,蒋瑞藻编辑《小说考证》一书引一缺名笔记的记载,是除方志外对《歧路灯》的第一次著录。不过这一记载与史实出入较大,多属猜想之词。《歧路灯》的始印本是1924年洛阳清义堂石印本。首事者为杨懋生和张青莲,他们据一种手抄本为底本,捐资筹印,因无从校勘,讹误任其自在,附有《家训谆言》。其次是1927年北京朴社排印本,由冯友兰、冯淑兰(沅君)兄妹校点。冯友兰写有长序,董作宾写的《李绿园传略》附于冯序后。可惜只印行一册(二十六回),未竟其事。后来到1936年夏,杨懋生又把他家藏抄本寄给上海蔡振坤,请其排印。预约印行八百部,明善书局承印,于次年成书,平装两册,四号铅字,颇便阅读,唯大多毁于战火,传本甚罕。直至1980年中州书画社出版了栾星先生据十一部底本合校的一百零八回本,始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重视。

纵观李绿园的一生,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出身贫寒之家,靠科举正途进学、中举、作幕僚、任知县步入仕林的知识分子。他生长在有“理学名区”之称的河南,是一位正统的遵奉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士大夫。他对有“四大奇书”之称的四部元明小说,概不赞同,认为《水浒》是诲盗,《金瓶梅》是诲淫,《三国演义》是以儿戏场歪曲历史,《西游记》幻而非实。他的这些看法无疑是迂腐的,但他又不尽是一位冬烘先生,他虽然握着一管道学先生的笔,却甚有描摹世态的本领。“四大奇书”实际上对他的艺术造诣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他对《西厢记》、《琵琶记》、《桃花扇》等传世著名戏曲以及当时的地方戏曲、民间百戏、杂耍都非常熟悉。在《歧路灯》中,他描写过北京江西相府班子上演《全本西游记》的盛况,写过衙门幕友说“《三国》上‘六出’‘七擒’,《西游》上‘九厄’、‘八难’,《水浒传》李逵、武松厮打的厉害,《西厢记》红娘、张生调笑的风流”。书中巫翠姐还语出惊人地说:“象那瓦岗寨、梁山泊,才是正经贼!”李绿园认识到了通俗文学的惩恶劝善的强大教化作用,也对那些淫词小说深恶痛绝。他摆脱了一般文人鄙视小说创作的偏见,化几十年时间,从不惑之岁到耄耋之年,写出了这部长达七十余万字的巨著。

《歧路灯》的故事假托明代嘉靖朝事,实际上写的是作者当时代的社会情景。书叙河南省会祥符(今开封市)一个普通读书人的家庭由盛而衰,败而复兴的经过。这家的独生子谭绍闻背弃了父亲谭孝移临终时要他“用心读书,亲近正人”的嘱告,在母亲王氏的娇惯下,择师不当,又受同辈浮浪子弟引诱,逐步走上歧途。中途几次在父执、良师、义仆的劝阻下想改恶从善,无奈屡次旧病复发,终至倾家荡产。最后他在族兄谭绍衣的帮助下,浪子回头,重整家业,功成名就。李绿园以谭绍闻误入歧途又败子回头这一线索为中心,突破了家庭的囿限,把描写的笔触伸向广阔的社会,从省城到京都,从毫州到济宁,从北方乡镇到浙江海防,都是人物活动的舞台。小说“描写人情,干态毕露”,有名姓的人物就有二百六十多个,官绅、豪吏、幕僚、书办、清客、帮闲、门斗、衙役、武弁、兵丁、商贾、市贩、赌徒、游棍、官媒、女监、娈童、庸医、相士、戏子、土财主、人贩子、假道学、酸秀才、老童生、刀笔师爷、风水先生、江湖术士、世家公子、纨袴子弟、牙行经纪、市井无赖、抖能婆娘、师姑道婆、绿林好汉、赌场打手、僧、尼、妓等等,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各式人物,应有尽有,展现了清代中期社会吏治腐败、世风浇薄、道德沦丧的社会现实。凡此种种使《歧路灯》得以成为一部《清明上河图》式的艺术长卷,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巨构。

李绿园在《歧路灯》中为疗救青少年,提耳面命了八个字:“用心读书,亲近正人”。在第九十五回,他借谭绍衣之口,大声疾呼:“这是满天下子弟的‘八字小学’,是咱家子弟的‘八字孝经’”,要“镂之以肝,印之以心,“用以为子孙命名世系”。李绿园以生动真实的艺术形象,从正反两个方面来反复阐述这八个字,从而突破了作者的理学思想的禁锢,使小说表达出了极为丰富的思想蕴含。

小说深刻地揭露了清代社会的黑暗,真实地描画出各级官僚胥吏贪污受贿的无耻行径。谭绍闻因平倭有功奉旨陛见,却被兵部书办百般勒索,后来盛希瑗为他偷垫了二百四十两银子,才得以引见。作者着力描写的循吏谭绍衣,也在作者无意却真实的笔下,暴露出他也是一位变相贪污纳贿的里手。在第一零七回写他升任抚台后,为绍闻的儿子谭篑初和自己的甥女办娶嫁喜事,“日间布、按、道、府以及豫属进省官员,并武镇、参、游等官,绸缎绫纱珠翠钏环则书奁敬,外附银两则书敬,大约共值五千有零。抚台那里肯收,众官那个肯依,再三往复,情不能恝,抚台只得收下”。在绿园看来,绍衣的行为也许并无不是之处,可正好绘出了一张令人哑然失笑的讽刺漫画。抚台亲戚家的一桩婚娶事,就收受五千有零的银钱,要是他自己家的婚丧寿庆,这位“正直清廉”的抚台不知会有多少进项哩!书中的满相公说过:“天下无论院司府道,州县佐贰,书办衙役,有一千人,就有九百九十个要钱作弊的。”此可谓清代官场的真实写照。

李绿园在《歧路灯》中形象地描写了由于经济关系的变化,引起的各阶级各阶层的升沉,从而对时代的内涵和历史的进程作出了较为准确生动的表述。他以大量的笔墨写谭绍闻、盛希侨、张绳祖、夏逢若等官宦后裔不可阻挡的衰败,地主阶级后继乏人,绍闻的前妻、恪守三从四德的淑女孔慧娘在谭家站不住脚,终于郁闷成疾而死,作了礼教的牺牲品。续娶的富商之女巫翠姐慕谭家的世家名声,却不理那一套三从四德的清规,看戏、打扮、摸牌,甚至和妓女平起平坐。她嘲笑谭家的败落,表现了市民阶层虽在潜意识中还残留着旧日的卑谦,却以财大气粗、咄咄逼人的气势向封建世家进逼的时代变化。

由于李绿园对世情的洞察,他写出的各种社会鬼蜮形象,有着勾魂摄魄兀现纸上的艺术魅力和认识价值。在这些群像中,市井无赖夏逢若的形象达到了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夏逢若从十六回出场,到一百回遣发极边结局,计有四十七回写到他。他象勾命的无常一样,拉绍闻下水,步步走入歧途。从这一封建破落户子弟的畸型人物身上,人们从另一个侧面认识到了封建社会的腐败溃烂。

以“道性情,裨名教”为立足点来写谭绍闻的堕落生活和赌徒游棍们的恶劣行径的李绿园,有很强的分寸感、头脑清醒而不流入恶趣。他怀着淑世的心肠,宣扬正理,鼓励年轻人要上进,就是“那些理学话,又都是作者阅历有得之言”(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歧路灯〉》)。李绿园的主旨在表扬忠臣、孝子、节妇、悌弟、义士,卫道气很浓,但也不时闪现着深邃的哲理光彩。

以“循吏”自诩的李绿园在《歧路灯》中塑造了一批能“通经致用”的儒生和奉法循理的好官形象。谭绍闻的父执和老师娄潜斋,在全祥符城士人中唯有他“端方而多历练”。李绿园极称他才是“正经理学”,又借书中程嵩淑赞他:“相处二十多年,潜老有一句理学话不曾?他做的事儿有一宗不理学么?娄潜斋中了进士出仕馆陶”,满馆陶境内个个都是念佛的,连孩子、老婆都是说青天老爷。”李绿园还写了谭绍衣慈悲为怀,关心民瘼的德行。他在审理邪教案时,将录有教众名单的黄皮书私下烧掉,不予追查,表现了儒家“为政焉用杀”的观点。书中“季刺史午夜筹荒政”的情节,则表现了“吏为民役”的观点。李绿园还在书中刻画了一些胸无点墨的冬烘秀才、士林败类。他斥责这些人,“说的不出于孔孟,就出于程朱,其实口里说,心里却不省的。他靠住大门楼子吃饭,竟是经书中一个城狐社鼠!……更有一等,理学嘴银钱心,搦住印把时一心直是想钱,把书香变成铜臭”(第三十九回)。这些都是和他遵奉封建法统,宣扬忠孝节义,关心民生疾苦,希望吏治清明的政治抱负一脉相承的。

一般说来,李绿园对君王是歌颂的——那个时代的文人也都如此,不过他对嘉靖皇帝的廷杖之法、饵丹药、崇方士多有微词。他以赞许的态度写谭孝移见佞臣当道就明哲保身,投递告病呈子,“奉身而退”的行动。他还写在“太平盛世”下,农民“刮榆树之皮,挖地梨之根”以充饥,“鬻儿卖女以供籴,拆屋折椽以为爨”(第九十四回);土豪管贻安霸占民女,逼良为娼,枉害人命还有恃无恐。这些情节的叙写,使人感到李绿园对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国事不堪问了的忧虑和悲观,对劳动人民所受压迫的关心和同情。

他还在《歧路灯》中,反对急功近利的八股文取士制度,批评戕害人性的二十四孝,同情再醮寡妇姜氏与谭绍闻有情而不能成为眷属,痛斥当时流行的术数之学、看风水、躲殃等迷信活动,认为“士农工商,都是正业”,这些都反映了李绿园求真务实的理性思考和正直的操行品德。

李绿园在《歧路灯》中,还提出了一整套教育理论,并且让书中的人物从正反两方面一一验证这些理论。他肯定戏曲等通俗文艺的教化作用。他的教育思想也是很值得我们加以认识和研究的。

李绿园的创作,把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的艺术水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他在《同蒋给谏……话三峡山水》一诗中说:“巫山神女亦幻词,行云谬将峡气指,能令天下有心人,探奇济胜意难已。……白也江陵一日还,捉月胆气谁敢訾,几回细向舵师问,闭目掉头鲜此理。惟有流寓杜拾遗,夔府瀼西互迁徒。捭阖盘涡雷霆斗,庶几仿佛七八耳。”他反对文学创作的浪漫主义和艺术幻想,推崇杜甫“麻鞋见天子”的载道又写实的创作。这种载道的文艺观和世情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的结合,正是《歧路灯》的特色。在题材的摄取上,李绿园不再捃拾稗官野记,也不用历史演义,即乏神魔灵怪,亦无英雄传奇,而是以谭家的变迁为构思主体,于此一个平常的家庭,既能写琐事,也能写婚丧豪奢,冷语热肠,有情有理,反写正写,劝戒讥讽均佳。他使《歧路灯》象中流砥柱一般,崛起于才子佳人小说的泛滥之中。在《歧路灯》还以手抄本形式流传的阶段,河南方志文献的记载就称赞李绿园的小说创作才能,“描写人情,屈曲相尽”(《中州珠玉录》),燃犀照渚,物无循形”(《中州艺文录》),给以很高的评价。

李绿园写实主义的创作成就突出表现在《歧路灯》的人物形象塑造上。他使许多人物以独特的风姿和魅力成为古代小说艺术画廊中具有永久价值的形象。李绿园打破了人物性格一出场就定型化的传统写法,写出了谭绍闻这样一个误入歧途堕落破败,后又重新走上正路的地主子弟的典型。同属这类转变型的人物还有盛希侨和王隆吉,构成了古代小说中前所未有的转变型人物系列。他所塑造的四十多名市井无赖匪类人物,也大多性格鲜明,声情各异。夏逢若是刁钻谲诈、奸猾狡黠、厚颜无耻的流氓恶棍,张绳祖是阴险世故、勾结官府坐地分赃的老赌徒,管贻安是粗狂鄙俗的恶少,茅拔茹是蛮横鄙猥、狠毒凶顽又低能的戏霸,虎镇邦是精于赌术、狐假虎威、色厉内荏的兵痞,可谓面目截然不同,各具精神形色。书中许多女性形象的刻画也很成功。不但王氏、孔慧娘、巫翠姐、冰梅以及惠养民妻滑氏这些重要人物形神毕现,各具个性,就连那些出场不多的小人物,如寡妇姜氏、巫婆赵大娘、官媒薛窝窝等都写得有声有色,使人过目不忘。这些人物全从李绿园所历所见的生活中来,故能突破其他小说类型化的描写,达到典型化的水准。

李绿园不重人物面貌和服饰的静态描摹,而善于以出神入化的白描手法,将人物置于特定的环境中加以对比和映衬,从而使人物形象相得益彰。在《歧路灯》第十二回写谭孝移大数已尽,一灵归天:

王氏伏在床上,哭了个天昏地暗。端福儿就地打滚,嚎啕不止。赵大儿傍着主母哭。宋禄、蔡湘、邓祥在马房里哭。两个爨妇在厨下哭。阎楷在账房哭。德喜儿、双庆儿在院里哭。王中在楼外间,望着尸床哭。娄、孔二人不好进楼去,只在客厅闪屏后,望着楼门,泪如贯珠。这一声哭,惊动了左右邻舍睡不稳,都起来探听,个个都道:“好人,好人,好正经读书人!”

他把人物放于不同的位置,以不同的姿态哭泣,寥寥数笔,交待了人物的不同身份和情感。小说第五十九回写谭绍闻被赌债所逼上吊自缢,被仆人邓祥、德喜儿发觉:

德喜儿得了这一声,往外就跑。走的猛了,被门限儿绊住,往外一跌,直跌到月台上,将鼻子已磕破,流起血来。邓祥只是催,德喜也顾不得流鼻血,拐着一条腿,跑到家中。方进后门,便大声喊道:“俺——俺——俺大叔,吊死在后学梁上了!”楼上听的这一句,王氏、巫翠姐、冰梅一齐出来。德喜早倒在后门里哼着,前气不接后气,说:“俺大叔后学里吊死,吊死到后学梁上了!”这王氏哭了一声:“儿呀!”就上碧草轩跑来,进的门来,看见轩上有明儿,只听得邓祥喊道:“快来!”王氏早已身子软了,坐在地下,往前爬起来。巫翠姐、冰梅两个女人挽着,也捞不动。多亏老樊后边跟来,双庆儿也到了,搀上轩来。王氏只是“乖儿乖女”的乱哭。邓祥道:“休要乱哭,掐起腿来,脚蹬住后边,休叫撒了气。你们慢慢的叫罢。”巫翠姐羞,叫不出来。冰梅扶住头,叫道:“大叔醒醒儿!大奶奶叫你哩!”兴官也来了,急道:“爹,你不答应俺奶奶,俺奶奶就要打你哩。”王氏跪下道:“若叫俺儿过来,观音堂重修三间庙宇!”

在这八个人物一连串的动作和话语中,显现了谭绍闻的母亲、妻妾、儿子、仆人的不同性格特征。

李绿园的小说语言简炼精当,书卷气与俗语俚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雅俗得当,很富于表现力。第五十一回,谭绍闻因赌场人命官司,连夜拉着夏逢若到致仕驿丞邓三变家中走门道求情时,全是官场上应酬虚套的话头。在写祥符城中一班秀才们聚会时,则常是《四书》、《五经》,程朱理学的议论。第七十六回有“冰梅婉转劝家主”一节。冰梅是侧室身份低下,她虽然对家事有灼识,和绍闻有自小相识的情爱,但她对丈夫的胡作非为只能软弱地婉言相劝,委曲求全。她在家道败落,劝绍闻开发仆人时说:

把这一干人,开发了,叫他们各寻投奔。当时咱行时节,个个下力做活,还个个小心;如今咱不行时节,个个闲着,却又个个会强嘴。况且咱家也养活不了。自古云,添粮不如减口。他们又不愿跟咱,不如善善的各给他们几句好话,打发他们出去。与其水尽鹅飞,不如留些水儿,叫他们先飞罢。

而绍闻的正妻巫翠姐在谭家衰败时,就越发摆出女财东的硬气来,敢说敢怒,毫不让人:

绍闻到自己住楼,巫氏道:“你又不是赵氏孤儿,为甚的叫王中在楼上唱了一出子《程婴保孤》?”绍闻道:“偏你看戏多!”巫氏道:“看的戏多,有甚短处?”绍闻道:“象恁这些小户人家,专一信口开合。”巫氏道:“你家是大家子,若晓得‘断机教子’,你也到不了这个地位。”……绍闻有了恼意,厉声道:“小家妮子,少体没面,专在庙里看戏,学的满嘴胡柴。”这巫氏粉面通红道:“俺家没体面,你家有体面,为甚的坟里树一棵也没了,只落了几通‘李陵碑’?”……巫氏嚷道:“你就办我个老女归宗。……不来你家帮体面,省的死了埋大光地里。”(第八十二回)

冰悔运用占话俗语使自己的话尽量婉转,具有说服力而打动绍闻;而巫翠姐则用自己从戏文中得来的学问为武器向封建世家抗击,捍卫自己的尊严。这些俚词俗语的运用,顿使文章花团锦簇,满纸生辉。

在《歧路灯》的情节结构上,李绿园作了苦心孤诣的设计安排。首回和末回情节的安排是为了表现他写书的主旨。谭孝移丹徒拜墓修谱与谭绍衣相见,布下了后半部绍衣帮助绍闻重整家业的伏线。第十二回之前承首回,讲教子的重要和迫切,是正面文章;从十三回到八十二回一转,写绍闻的步步堕落和反复,从而把笔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八十三回后写绍闻迷途知返,重新作人,恢宏家业,大开大合,首尾照应,滴水不漏,经纬分明。随着故事的开展,小说给读者描画了一幅幅声情并茂的社会风俗画,诸如抽签打卦,算命问卜,扶鸾请神,相宅相墓,镇鬼驱邪,婚葬嫁娶,接风洗尘,浇臀暖脚,打秋风,送下程,烧假银,铸私钱,以及官场礼仪,赌局规矩,百戏杂耍,市井游艺等百业行藏,四季风情。前面看去密叶繁葩万紫干红,背后看去纵横交错脉胳贯通。

李绿园运用含蓄的对比手法和委婉的讽刺技巧,使《歧路灯》达到了旨微而语婉的讽刺效果。他照生活的本来面目老老实实地写去,没有怪诞和变态,反使讽刺笔墨入木三分更为发人深思。如第五回写祥符县两位学官议论保举贤良方正的人选,可谓神来之笔。两人议论张类村“送咱两本《阴骘文选》”就算优点,“但未免人老了”又算是缺点;程嵩淑“挥金如土,人人都说是个有学问的好人”,“挥金如土”反成了“有学问的好人”,又说林问礼“把一只眼哭瞎了”是优点,但“眇了一目,如何陛见”又成了缺点。这段文字把学官的胸无点墨、空虚无聊,刻画得唯妙唯肖。谭孝移被举为贤良方正,但保举的文书却得用钱打点。布政使司衙门的钱书办明白说出“贤良方正”的价格“比选官的少,比举节孝的多”。谭家一日连通三关,“如今银子是会说话的”,用银钱打开了保举的道路。选官、节妇、孝子、义士,都要用银子来称量说话。这是多么深刻的讽刺!

当然,小说中喋喋不休的理学说教,一些相似情节的重复出现,庋学问,掉书袋等毛病严重损害了《歧路灯》的艺术成就;全书的道学气味,也抑制了读者的欣赏胃口。特别是八十同以后,李绿园为了把故事强扭到大团圆的结局上,致使不少人物性格前后脱节。由此可以看出他晚年的思想更趋保守。他自己也在序言中感叹:“后半笔意不逮前茅,识者谅我桑愉可也。”

评价李绿园的小说创作时,我们还应当注意到《金瓶梅》的影响。

张竹坡评本《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在康熙三十四年(1695)刊印,到乾隆十二年(1747)又被翻刻为《四大奇书四种》。《歧路灯》第十一回写谭家塾师侯冠玉要用《金瓶梅》作范本,教学生作文之法:

那书还了得么!开口“热结冷遇”,只是世态“炎凉”二字,后来“逞豪华门前放烟火”,热就热到极处,“春梅游旧家池馆”,冷也冷到尽头。大开大合,俱是左丘明的《左传》,司马迁的《史记》脱化下来。

所谓“开口‘热结冷遇””,正是指张评本的第一回简目;“逞豪华门前放烟火”,正是张评本所用的崇祯本第四十二回的题目。书中其他地方提到的“四大奇书”和《金瓶梅》插图等都是指的张评本《金瓶梅》。李绿园指斥《金瓶梅》是“诲淫”“宣淫”之书,他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藉科诨排场间,写出忠孝节烈”。他还在《歧路灯》中表白:“草了一回又一回,矫揉何敢效《瓶梅》!”但实际上,他“深得《金瓶》壶奥”,深受张评本《金瓶梅》的影响。

《歧路灯》同《金瓶梅》一样,都把故事的背景假托于前朝。在这种障眼法下,两书都用严格写实的态度,以一个家庭为中心反映了各自时代的社会生活。《金瓶梅》写西门庆的家庭由盛至衰,重点写其盛;李绿园反其题旨,在《歧路灯》中写谭绍闻的家庭败而复兴,重点写其败。两书中不少人物性格有相通之处,特别是那些妇女和市井无赖形象。这些人物在各自不同的典型环境中,显示了自己的典型性格特征。比如,同是破落户子弟,应伯爵更近于帮闲,夏逢若则更近于恶棍。李绿园写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变化,不象《金瓶梅》那样归于人性的湮灭,而是注重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影响,写出了人物心理变化的历程。他在刻画世态、描摹人情方面的成就完全可以和《金瓶梅》匹敌。他的略貌取神、语言精炼的白描手法较《金瓶梅》则更加纯熟。由《金瓶梅》到《歧路灯》,可以约略看出文人独立创作世情小说的发展轨迹。

李绿园创作的《歧路灯》表明,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创作艺术进入了成熟阶段。朱自清先生在评价《歧路灯》时指出,“单论结构,不独《儒林外史》不能和本书相比,就是《红楼梦》也还较逊一筹;我们可以说,在结构上它是中国旧来唯一的真正长篇小说。”“本书的总价值,我以为只逊于《红楼梦》一筹,与《儒林外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歧路灯〉》)。李绿园无愧是我国古代第一流水平的长篇小说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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