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野史解密 > 褚人获评传

褚人获评传

来源:百科故事网时间:2018-11-21 14:00:02

褚人获字稼轩,一字学轩,号石农,别号长洲后进没世农夫,亦称鹤市石农,长洲后进好事儒者,长洲(今苏州)人。清代前期知名的学者和小说家

崇祯八年乙亥(1635),他出生在苏州白塔巷大光禄牌坊西侧的一个书香人家。他家的后门就在灵鹫寺桥西侧。他的祖父是个读书人,但未能通过科举考试飞黄腾达,万历年间曾以府佐的身份暂摄潞安府长子县(今山西长子县)。他的父亲是个老秀才,“七预棘闱,皆以数奇不偶”,直到褚人获出生的第二年七月赴省乡试,才十分委屈地考中副榜。(1)其一生郁郁不得志,但却为人正直,品格廉洁。崇祯十四年辛已(1641),褚人获的郑家姨母全家赴粤西,临行把约值千金的嫁女之资委托给他的母亲保管。三年后,其母去世,适逢甲申(1644)之变。当时虽经战乱,人获的父亲却十分谨慎地把这批财物完好保存下来。因粤西肇庆一带长期被明桂王控制,两地音讯断绝十余年,直到后来有熟人从粤西归来,才得知他的姨母已去世,表组也已远嫁不归,而郑家则根本就没人知道有寄存财物这件事。但人获的父亲却请人作证,按照姨母当初亲笔写下的清单逐一点还给郑家的子坚表兄。这件事给褚人获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所以他后来步入老年编纂《坚瓠集》时还特地记下了这件事。清兵占领苏州之后,绅衿们为庆幸得做顺民,深感关圣大帝的覆庇之恩,曾聚会祭祀。人获的父亲为此作了一篇《关社引》,文中一方面对关帝感恩戴德,一方面诅咒杀死黄家鼒等清政权官吏的抗清力量,为“王师”、“大兵”歌功颂德。(2)褚人获还有一位叔父,名篆字苍书,也是一个老秀才。但康熙三十八年(1699)却作为吴中耆硕得到过南巡的康熙皇帝的召见。玄烨让他当场书写行草各一幅,并奖赐给他“海鹤风姿”四字。从这些事情不难看出,褚家对清政权一直采取依附的态度。这种家庭环境对褚人获的生活道路和文学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褚人获初入家塾读书时,他父亲以树谷树人必有所获的意思为他取名人获。父辈的希望决定着褚人获也必须走上科举取仕的道路,但是他和父祖的运气同样不妙,也始终未能通过乡试这一关。康熙二年癸卯(1663)八月,二十九岁的褚人获赴省乡试,恰巧八月十三日是他父亲的诞辰。当家人正准备果馔为他父亲祝寿时,忽然有二只喜鹊飞入中堂各衔一枝蜡烛飞去。人们都以为喜鹊登门定然是褚人获的登科之兆,谁知他父亲竟在这年的十二月十三日无疾而逝。或许是因为受到这样的打击,他不能不相信命运的安排,所以在三十五六岁的少壮之年就丧失了科举出仕的信心。康熙二十九年(1690),五十六岁的褚人获在《坚瓠甲集自序》中说:“余平居碌碌,无所短长。二十年前方在少壮,已不敢萌分外一念。今则百岁强半,如白驹之过隙,忧从中来,悔恨交集,辄籍卷帙以自遣。”

在褚人获开始撰著《坚瓠集》之前的这二十年间,我们只知道他曾在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的夏冬之间北游雄县、德州等地,至于他为何事在他乡飘泊大半年时间则无从得知。其后,康熙十八年(1679),他家又曾因不小心惹起一场火灾,所幸的是损失不算十分严重。关于他在这个时期的生活情况,我们一时还没见到直接的记载,但是他写的一篇《真若虚传》却比较真切地反映了他的生活侧面。这篇文章虚构了一位姓真名实字若虚的馆师,他“少年业举子,博识洽闻,游黉校,好侠,多盍簪,颇有季、良之风。然性拙且疏懒,值数奇,家遂落。亲友无可附者,乃训蒙为糊口计。尝作诗寄慨云:‘衰年底事入书囚,赢得萧萧两鬓秋。名利竟成蕉下鹿,生涯何异雨中鸥。茑萝落落情难系,禾黍离离恨未休。回首桑榆犹未晚,不妨再整旧风流。’其为师也,不外饰,不徼名,不事宴游。事以称物,务期无愧于心。虽岁杪犹夫春初,一有恒而已。先生赋性耿介,不能容物。以故每见礼于士君子,而不满于匪人,先生亦初不以为意也。鹪鹩一枝,鼹鼠满腹,怡然自得,暇则托诸吟咏。”(3)他原以为“世上万般皆上品,看来惟有训蒙低”。后来清明一梦,遇到卖菜童子、妓者何韫玉、弃官归隐的昔日同窗白造(号空庵)及其经商的内弟等人,方才醒悟出“为师者所谓在家出家者乎”,“农工商贾皆辛苦,还算教书一着高”,因而“霍索披衣,仍入书馆,甘心无悔焉。庭前植佳卉数种,可为玩物适情之一助”。这位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先生应是褚人获的自我写照。(4)在这二十年间,他一直生活在矛盾之中。一方面已失去了科举求仕的信心,另一方面又对科举仕途依依不舍。在编著《坚瓠集》之前,他曾著有《续圣贤群辅录》、《鼎甲考》及《读史随笔》等书,这些都表明了他对仕途经济的浓厚兴趣和依恋之情。直到晚年他才决心借著书立言以垂不朽,最后与科举之路决裂。其叔褚篆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四月所作的《坚瓠乙集序》中说他“迩年来自伤困顿,不能为得时之稼,达其甘芳,遂惧濩落无庸,故寓意于书以示慨焉”。而尤侗之序也说:“同里褚子稼轩,垂老闲居,尝采古今异闻集为坚瓠一书,积成四十卷。”显然,《坚瓠集》的编撰是褚人获在思想上发生了重要转变的标志,从此以后他才脚踏实地地走上了小说创作的道路。

褚人获与小说结缘决非偶然。褚篆说他“湛於经术,辨论异同,而才情博达,尤好搜扬轶事”(5)。其友刘蕃则赞叹说:“稼轩牢笼群彦,籍甚一时,虽名老墙东而身仍砚北。吾尝与之上下今古,胸中博洽兼赅,如薛稷之知集库、马怀素之知经库、沈佺期之知史库、武平一之知子库,一人而皆有之,乃旁及于稗官野乘。又如倚相之八索九立,张华之千门万户,靡不足以助益其才情之艳。”(6)他读书的范围如此广泛,又对野史小说、遗闻轶事有十分浓烈的兴趣不仅为创作《隋唐演义》这样的历史小说准备了深厚的艺术素养,同时也很可能是他始终未能通过乡试的一个原因。

在褚人获的人生和文学道路上,明末清初的著名戏曲小说作家袁于令对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康熙十三年(1674)袁于令去世时,褚人获已经四十岁。这时他不仅早已遍读《隋唐志传》、《大隋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隋唐两朝志传》、《隋炀帝艳史》及袁于令的《隋史遗文》等演述隋唐历史故事的小说,而且从袁于令那儿看到了世间罕传的唐卢肇所作《逸史》。此书所载隋炀帝、朱贵儿、唐明皇、杨玉环再世姻缘的故事,使他感到特别“新异可喜”,认为借此情节恰可以把前人小说中“零星不联属”的隋唐两朝故事,组织成首尾贯通一气的整体。(7)因此他曾与袁于令认真商酌,初步形成了重新修订改写隋唐历史故事的构想。但是在这以后他一直迟迟未曾动笔,拖了二十年才最后完成此书并刊行问世。

褚人获平生极仰慕明末文学家陈继儒。陈氏当年隐居东佘山岩栖草堂时,有人问他:“是何感慨而甘栖遁?”他拈古句答道:“得闲多事外,知足少年中。”问:“是何功课?”答:“种花春扫雪,看录夜焚香。”问:“是何利养?”答:“砚田无恶岁,酒国有长春。”问:“是何往还?”答:“有客来相访,通名是伏羲。”(8)褚人获在人生困顿失意之际,对陈继儒这种以文酒自娱、自足自乐的隐遁生活情趣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在《坚瓠集》自序中说:“‘得闲多事外,知足少年中。’人生受用尽此二语。要之以无用为用乃得受用。试想古今人士宵旦营营,其身心作何着落?清夜思之,未有不哑然笑者。”因此他借庄子《逍遥游》中坚瓠无用的典故,把自己勤苦编集、欲垂不朽的笔记小说集命名为《坚瓠集》。

不得意时,便醉心于老庄哲学,故意隐居不出以示清高,努力寻求精神的寄托和心理的平衡,可以说是历代文人的通病。褚人获在科举失败以后也未能免俗。大约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前不久,褚人获修筑了一座草堂。因为郎瑛曾说,李白“梨花白雪香”、元穆之“落梅香雪浣苍苔”、苏东波“海棠泥污胭脂雪”和杨廷秀“雪花四出剪鹅黄”等诗句,都以雪比花而有四色。而褚人获草堂的庭院中恰恰栽种了这几种花,故以“四雪”为草堂之名。(9)其中“怪石嵚崎,修竹磊落,奇花异卉掩映书幌间”,褚人获峨冠博带,“家居自文酒而外不与一事,唯日拥书万卷,不啻南面百城”(10)。在这里,他一方面把卷读书自遣其闲,另一方面采录轶事旧闻和当世佳话编次成书,而一旦遇到异书秘籍,那怕是在穷窘之中,也一定要想方设法购求。在“四雪草堂”中,他差不多以一年一集的速度编著成《坚瓠集》十集及其《续集》、《广集》、《补集》、《秘集》、《余集》等共六十六卷。与此同时还开始了修订《封神演义》和撰著《隋唐演义》的工作。康熙三十四年(1695)乙亥,这两部小说相继以“四雪草堂”的名义刊行于世。在清代刊印的《封神演义》中,“四雪草堂”本最早,其它各本大多由此本出。至于《隋唐演义》,也有人说是康熙五十八年己亥(1719)他八十五岁时刊刻的。正因为他孜孜于小说笔记的撰著,所以他的朋友彭榕曾赠给他一方“后进好事儒者”的图记。

与一方面自命隐士,栖遁于小昆山,另一方面又周旋于官绅之间的陈继儒差不多,褚人获也表现出充满矛盾的双重人格。他不用于时,于是“凡有裨王化、关名教,事之可劝可惩者,在所必录”,编集成书,不惜以此为世所用,却偏偏取坚瓠无可用的意思名编。按照有无相生的老庄哲学,无用也不失为用,因而其本意仍在于立言用世,以垂不朽。他一方面标榜不求闻达,另一方面又请托达官显贵、当世名流为之作序以自重。不过他的交游之道也很有些令人钦佩的超然风度。康熙戊辰(二十七年,1688)进士孙致弥因与同乡赵俞同遭冤狱被罢官还乡,一时之间,夙者知交都怕牵累而远远避开,只有褚人获不避嫌疑,时时携屐过访,使岑寂无聊的孙致弥深感慰籍。后来,当孙致弥冤情昭雪,并在康熙皇帝南巡时以献诗复官翰林时,那些趋炎附势的世俗小人又纷纷谄媚逢迎,而褚人获却落落独守,依然故我。正因为如此,所以孙致弥深许为相知,不仅热诚为其《坚瓠集》作序,而且在褚人获六十大寿时,特地转请同年好友、著名书画家沈宗敬为他画了一幅《冈陵图》奉贺。

褚人获一生中以文会友,曾与许多当世名流交游。除了前面已提到的袁于令、孙致弥、沈宗敬等人以外,再如毛际可、尤侗、洪升、毛宗岗、张潮也都与他曾有交谊。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与清初以评刻《三国演义》而知名的毛宗岗的关系。在《坚瓠集》中有一篇毛宗岗作的序文,只是未署作序的年月。从序中所谓“稼轩著述甚富,有《续圣贤群辅录》及《鼎甲考》若干卷,秘未授梓。此区区小篇犹末耳”云云,可以看出,这应是《坚瓠集》卷帙尚不太多时所作,褚人获《坚瓠》十集完成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他与毛宗岗的往来在康熙三十四年(1695)刊行《封神演义》和《隋唐演义》之前。这样来看,两人的交游与褚人获评点并创作小说的活动之间便似乎有了一定的联系。褚人获早在四十岁以前便已形成的撰述隋唐历史故事的构想,到这时才最终完成,不能说与毛宗岗的影响全然无关。《坚瓠集》不仅从毛宗岗的《孑庵杂录》一书中摘录了一些轶闻掌故,而且直接采录了毛宗岗随时所做诗文及游戏之作,字里行闻不难见出两人关系之密切。但是,因为毛、褚二人是长洲同乡,又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而毛宗岗在《坚瓠集》序末自署“同学孑庵毛宗岗序始氏漫题”,所以很容易让人误以为他们有同窗之谊。其实不然。本来明代文人之间多称社兄、社弟或盟兄,盟弟。清代严禁结社,不准使用这类称呼,于是文人之间往往改称同学,这与今天所称的“同学”在意义上全不相关。如孙致弥罢职还乡后才得识褚人获并深感相见恨晚,但他为《坚瓠集》作序也自称“同学”。

完成《坚瓠》十集之后,从康熙三十七年(1698)至康熙四十二年(1703)的五年间,褚人获又相继编成《续集》、《广集》、《补集》、《秘集》、《余集》。在这期间,他曾先后请尤侗为《坚瓠》第十集和《秘集》作序,又通过毛际可转请洪升为《补集》作序,最后还请张潮为《余集》写序。

康熙四十二年(1703),褚人获六十九岁。他在这以后的生活情况我们无从得知了。只是因为《隋唐演义》有的版本在褚人获自序中署有“康熙己亥”,所以有人认为到了康熙己亥(五十八年,1719),褚人获已是八十五岁高龄的老人时才完成并刊行《隋唐演义》一书。

褚人获一生的文学贡献集中体现在两件事上:一是评刻《封神演义》,二是编撰《隋唐演义》。这两部书,一部写武王伐纣,一部写隋唐易代,都写了改朝换代的故事。在褚人获看来,朝代的更迭正体现了天道循环,因而其同情显然倾向于新兴王朝一边。这种政治态度在他所作的《封神演义序》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他认为太公辅佐武王伐纣是堂堂正正之师,不能说是以下杀上的“弑君”,因为“伯夷之志欲全万世君臣之义,太公之志欲诛一代残贼之夫,志不同而道同也。且周公之治鲁也,尊贤而亲亲;太分之治齐也,尊贤而尚功,治不同而道同也”。同样,在《隋唐演义》一书中褚人获也表现出这样的倾向性。在亡国昏君的身边聚集着一批男男女女的奸佞淫贼,在创业明主的周围却云集了一群忠臣义士、贤女异才。而作者的褒贬态度即寄寓在这些人物的故事叙述之中。褚人获文学活动的这一特点与他的生平思想之间存在着十公密切的关系。在明清交替之际,他的父辈从一开始就态度十分坚决地依附刚刚建立的清政权;而褚人获一生交游的前辈人物,如袁于令、尤侗,也无不归附清廷。这些对他的文学活动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如果说他对隋唐故事表现出特别浓厚的兴趣,与明代后期“说唐”小说大量涌现,特别是受到袁于令《隋史遗文》的影响有关,那么他在清代率先评刻《封神演义》便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欲借奇幻诡异的故事情节,寓娱乐于欣赏之中,满足读者消长夏、祛睡魔的需要,而必须看到潜藏在表象之后的时代与环境的影响。

《隋唐演义》是褚人获传世的唯一一部长篇历史章回小说。此书从构思到板行于世,前后历时二十余年,可以说其中倾注了作家半生的心血。在此之前,早已有《隋唐两朝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唐书志传》、《唐传演义》、《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等“说唐”题材的小说大量传世。但是这类书大都难如人意,“他不具论,即如《隋唐志传》,创自罗氏,纂辑于林氏,可谓善矣,然始于隋宫剪彩,则前多阙略,厥后铺缀唐季一二事,又零星不联属,观者犹有议焉。”(11)恰巧他又在袁于令那里看到《逸史》所载隋炀帝、朱贵儿、唐明皇、杨玉环再世姻缘的故事,于是触发了他重新编撰隋唐故事的创作欲望。

在中国小说史上,明清时代的长篇讲史小说的成书几乎都在最后经过了缀集诸本成一巨帙的过程,这在文坛上造成一种“编”书的风气。当时读者或评论家往往从“史”的角度看待和要求讲史小说,再加上“无一字无来历”的旧文化传统的影响,编撰讲史小说的作家便不能不讲究言之有据。即如褚人获欲将隋炀帝、朱贵儿、唐明皇、杨玉环再世姻缘的故事“编入本传,发为一部之始终关目”,便可能遭到其说“似属不根”的指责。因而根据前人之书增删改编成一部新著,不仅无抄袭之讥,而且成了堂而皇之、天经地义的事。正是在这种文学风气的影响下,褚人获开始了“汇编”《隋唐演义》的工作。

正如褚人获在《隋唐演义》序中所说,他把《逸史》所载隋炀帝、朱贵儿、唐明皇、杨玉环再世姻缘的故事编入书中,“以为一部之始终关目。合之《遗文》、《艳史》,而始广其事;极之穷幽仙证,而已竟其局。其间阙略者补之,零星者删之,更采当时奇趣雅韵之事点染之,汇成一集,颇改旧观”。此书共一百回,着重描写了三方面的故事:一、秦琼、单雄信等英雄结义的故事;二、隋炀帝的宫闱故事;三、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其中秦琼、单雄信等英雄故事大都采自《隋史遗文》,而隋炀帝故事则几乎完全采自《隋炀帝艳史》。这两类故事在《隋唐演义》中大致相当于前六十六回。据有些同志统计(12):这前六十六回中,有三十五回袭用《隋史遗文》,有十回袭用《隋炀帝艳史》,另有七回则由二书的相关内容联缀而成。而由褚人获增补的则最多只有十四回。至于《隋唐演义》的后三十四回,则与《混唐后传》大都相合。《混唐后传》一名《混唐平西演传》,扉页题《薛家将平西演传》。全书分卷首五回,卷一至卷八三十二回,各自为起讫,共计为九卷三十七回。署“竟陵钟惺伯敬编次”、“温陵李贽卓吾参订”,卷首有钟伯敬《混唐后传》序。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二以为此书实即《异说征西演义全传》,其内容系“自褚人获书六十八回抄起,省略马宾王、萧后事,凭空捏出薛仁贵征西一事。第十一回以下全袭褚书第七十回以下文”。而欧阳健《〈隋唐演义〉“缀集成帙”考》则从《避讳、回目、情节、文句诸方面考定,《隋唐演义》的后三十四回主要是缀集《混唐后传》(包括它的祖本)及其他材料而成的。《混唐后传》除卷首第二、三、四、五回,及卷一第一、二回之上半回为《隋唐演义》所无外,其余部分几乎逐回与《隋唐演义》相合。

以《隋唐演义》与《隋史遗文》、《隋炀帝艳史》及《混唐后传》比照而观即可发现,褚人获不仅大段或整回地把诸书文字几乎原封不动地搬到《隋唐演义》里去,甚至连回目也一字不差。例如《艳史》第二十一回“狄去邪入深穴,皇甫君击大鼠”,便是连回目一并移作了《演义》第三十四回的后半部分。其它如《遗文》第三回“济州城豪杰奋身,楂树岗唐公遇盗”被移作了《演义》第四回;而《后传》第十九回“雪衣娘诵径得度,赤心儿欺主作威”。则与《演义》第八十七回回目相同。既然《演义》系抄录诸书而成,那么褚人获的文学贡献表现在哪里呢?

首先,他根据故事情节或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对诸书合理剪裁、妥贴编排。如隋炀帝梦中与陈后主,张丽华相会的故事,在《艳史》为第十二回,事接“会花荫妥娘邀宠“之后,而《演义》则将其事移入第三十九回窦建德举兵反隋之际。这样,当炀帝骂后主为亡国之人时,后主怒道:“你的壮气能有几时?敢欺我是亡国之君?只怕你亡国时,结局还有许多不如我们。”便与当时动荡的时局相互呼应,深刻揭示了炀帝沉溺于声色,不知国之将亡的昏庸特点。在《演义》前六十六回中,对于《遗文》和《艳史》都演述的情节,褚人获也往往注意择善而从,使情景更真切,描写更生动。比如隋文帝察觉杨广调戏宣华的一段故事,当宣华借文帝宣召之机摆脱了杨广的纠缠入宫之后,《遗文》写道:

那文皇把那朦胧病眼一看,好似摇摇不定风敲竹,惨惨无颜雨打花。若道是偷闲睡了起来,鬓该乱,衣服该绉,脸色不须变得;若道因宣唤来迟吃惊,脸也不消如此失色,衣服鬓发又不该乱,便问道:“为甚作此模样?”此时陈夫人也知道隋主病重,不欲得把这件事说知恼他,但一时没甚急智遮掩,只得说一声道:“太子无礼。”

文帝的这些细致观察、分析判断,哪里象是出自病势沉重者的朦胧病眼,分明是作者在自说自话、左思右忖而又强加给书中人物的。因而这段描写十分生硬,意味索然。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艳史》对这段故事的描写:

话说宣华夫人被炀帝逼迫慌了,忙忙的跑进宫来。不期走忙了,头上一股金钗被帘钩抓下,刚落在一个金盆上,当的一声响,猛将文帝惊醒。文帝睁开眼看时,只见宣华慌作一团。文帝因问道:“你为何这等惊慌?”宣华着了忙,一时应答不出,只顾低了头,去拾金钗。文帝又问道:“朕问你为何惊慌,怎么不答应?”宣华没奈何,只得乱应道:“不,不惊慌。”文帝见宣华光景古怪,随叫到面前再仔细一看,只见宣华满脸上的红晕,尚兀自未消,口鼻中犹呼呼喘息,又且发松衣乱,大有可疑。再将手去胸膛一摸,只见心窝里霹霹的乱跳,便惊问道:“大奇大奇,此中必有缘故。快快说出,朕不怪你。”宣华低了头,半晌不敢做声。文帝大怒道:“你若不说,定有隐昧之情,当赐尔死。”

以下宣华又经过了一再表白无隐昧之情及顾念文帝病体之意,终于在文帝追问下道出了实情。《演义》第十九回剪裁选取两书材料时颇显出一番匠心。首先摈弃了《艳史》说宣华出宫后为杨广所逼,重又逃入宫中的情节,而取《遗文》所谓文帝宣召使宣华避开了杨广的纠缠。如此则更入情入理。试想,杨广专意在半道上邀截宣华,焉能轻易容她逃脱?若不是经过一番拉扯胡缠,宣华又怎会发乱衣绉?其次,宣华入宫之后的情节则尽取《艳史》而略加删改,其描写无不符合文帝病重这一特定情景。若无金钗落入金盆的声响,则难以惊醒沉沉昏睡的文帝。以下写文帝眼中的宣华,先是模样慌张,后又低头去拾金钗,借以掩饰无言对答的窘态。待到文帝追问得紧时,则乱应道:“没,没有惊慌。”这样奇怪的光景才引起文帝的注意,而仔细看后,文帝才发现她脸红气喘、鬓松发乱的可疑之处。如此层层写来,把人物的内心活动、当时的紧张气氛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都十分生动地画出来了。至于《艳史》中描写失当之处,《演义》也时加点染,使之顿时改观。《艳史》写宣华在文帝追问“你为何这等惊慌”时,只得乱应道:“不,不惊慌。”宣华既要掩饰,虽说慌不择词,但早已知道文帝所问为何,当然不至于答非所问。《演义》改作:“没,没有惊慌。”既以语气的断断续续写出了宣华的慌乱心理,又显出了宣华仍欲掩饰的情态,自然比《艳史》聊胜一筹。

《演义》的故事虽然大都以《遗文》、《艳史》为本,但褚人获也常以创作之笔化腐朽为神奇,进行艺术的再创造。《演义》第六十回“单雄信受刑”的一段描写很能见出作者加工的功绩。在熊钟谷编集的《唐书志传通俗演义》中,单雄信是在请托李世勣向李世民求情不成而被杀的,作者意在突出李世勣的重义品格。而《遗文》所写的单雄信虽不畏死,却时时流露出对生的眷恋和对昔日未曾听从朋友劝告去投唐的自悔。他闷坐家中,无颜与故旧相见。当秦琼等三人来访时,托病不出,而见面之后便道:“一别以后信是云泥之隔,三兄都做了佐命元勋,我如今是亡国俘虏,我生在旦夕,怎肯来看我?”及至旗牌奉秦王令旨抓拿他时,方知事已不妙,“怕三个兄弟也了不事来了。”所以此书所突出的仍是秦琼、程知节、徐世勣为友请命和割股炙肉以飨至交的义气。而在《隋唐演义》中,单雄信才得以表现出豪气纵横、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他尽扫悲悲切切,自悔自嗟的儿女之态,始终镇定自若。与秦琼、程知节、徐懋功及秦母等女眷相会时,他劝朋友们“不必作此儿女之态,贻笑于人”,又请秦琼把痛哭不已的女眷们送回寓,仿佛行将受戮的不是他,而是别人。最后,他哈哈大笑,慨然引颈受刑,更显得痛快淋漓。但是在褚人获笔下,秦琼等人重义的品格不仅未削弱半分,反倒更鲜明更突出了。尽管单雄信并没露出丝毫请朋友向秦王求情免死的意思,但他们却无不尽心尽力。作者特别增添了徐懋功去求徐惠妃的一段情节突出这一点,看似闲笔,却写出他们友情的深挚。当一切努力都落空以后,他们不仅割股炙肉,秦琼还让儿子秦怀玉当场向单雄信行礼,参拜岳父,踏踏实实承担起托妻寄子的责任和义务。在《隋唐演义》中,单雄信受刑的这段故事,既有浓郁的传奇色彩,又塑造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写得比较成功,而这一切都和褚人获的艺术再创造密不可分。

与《隋史遗文》和《隋炀帝艳史》相较,《隋唐演义》也增补了一系列新的故事情节,其内容“十九与女子有关”(13)。这些故事或写色艺双绝的巾帼英雄,或写守身殉难的贞妇烈女,或写慧眼识贤的女中豪杰,总之都表现了妇女“尽有胜过男子”的智慧见识、谋略才干。虽然褚人获塑造的这些妇女形象始终不曾超脱封建妇德的规范,但是在“男尊女卑”的时代,毕竟显示出民主的进步倾向。

作者笔下的这些妇女形象大都性格鲜明、神彩飞动,而窦线娘的故事尤其生动感人。线娘是位姿容秀美、胆略过人、武艺超群、才情并茂的姑娘。她随父亲窦建德征战沙场,虽然年已十九,却立意要选一位配得上自己才貌武艺的郎君。而青年英雄罗成与线娘正可谓不谋而合,因此两人战场相逢,有了相互了解的机会,终于私定终身。这样的情节虽然未脱一见钟情的旧套,但作者却对两人的心理活动作了精细刻划,写得合情入理。罗成初见线娘,也只是“可惜一个不事脂粉的好女子,不舍得去杀她。”及至被线娘的嘲骂和女兵的讥笑激怒后,不禁“一条枪直杀上前”。经过一番较量,当两人对彼此的武艺都十分敬佩时,才产生了把自家的终身大事与对方联系在一起的念头。两军对阵,虽有此美意却难于表达。正当两人十分尴尬地相持不下时,早已看出两人心意的兵士们你一言我一语,终于促成了这段姻缘。作者如此娓娓叙述,使“吴越反成秦晋”的矛盾转化显得十分自然。但是作为女子,线娘终究不可能摆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束缚。两人分手时,她叮嘱罗成求隋太仆杨义臣执柯为媒前来求亲,于是埋下了造成两人爱情波折的种子。当线娘偶然从齐国远手中看到罗成请秦琼向窦建德求亲的书信之后,料想事必不偕,而自己又难启齿,因此为了报答罗成的痴情倾心,她改动书柬,让秦琼替罗成向单雄信之女求亲。这种为了爱而不得不割舍所爱的深挚感情是极其动人的。通过巧妙的情节安排和细腻的心理描写,作者塑造了一位为爱情付出巨大牺牲的女性形象。尽管作者后来为她和罗成安排了天子赐婚、有情人皆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但是在小说的女性群象中,她却是独具光彩的一个。

由于褚人获不仅依据前人之书精心剪裁、细细编排、择善而从、集腋成裘,而且别出心裁,进行艺术的再加工和再创造,所以在“说唐”题材的众多作品中,他的《隋唐演义》一出,顿使群书黯然失色。自此书问世以来的近三百年间,它竟一印再印,广泛流传。不少说书艺人取之为说唱底本,更使褚人获编述的隋唐故事深入民间。与此同时,日渐广泛的影响也造就了《说唐演义全传》之类续作,但是其思想艺术成就却没有比得上《隋唐演义》的。正因为如此,褚人获的《隋唐演义》才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据了一席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隋唐演义》还存在着思想艺术上的明显不足。从结构上看,作者增补的故事,往往游离于情节线索的有机构成之外,显得生硬、累赘。比如第五十一回“真命主南牢身陷,奇女子巧计龙飞”,为了写秦王李世民之妃徐惠瑛的故事,不得不安排了李世民被程知节、秦琼活捉的情节,如此一来便造成了一系列于理难通之处。既然秦琼眼见秦王有金龙护持,显系真命天子,又何不弃魏投唐,护秦王回营,反倒把他押进金墉城,以致有心放脱而不能?单雄信追杀秦王未成与秦琼、程知节生擒秦王并无多少轻重之别,为何秦王不与秦琼、程知节计较,却偏偏忌恨单雄信,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呢!

由于褚人获力图压缩前人之作的篇幅,因而对原作的文句乃至章回都大加删削,以至造成前后失去照应的情形。比如《遗文》第四十九回“李密结盟唐公,叔宝力救李靖”写秦琼奉李密之命,前往与唐公结盟,而唐公则故作推尊。《演义》第五十一回为写秦王被擒入狱,秦琼初见秦王认出真命天子急欲解救,终得徐惠瑛父女相助成功,便把秦琼使唐的情节删去,但第五十三回“弃徐勣李玄邃归唐”中却仍写到“李密想起当日希图作盟主,就是唐主何等推尊,谁知一旦失利,却俯首为他臣子,心中无限不平”云云,因此让人读后感到没头没脑,不知所云。至于《隋炀帝艳史》第三十回之后对炀帝荒淫无耻行径的描写,差不多被褚人获尽数删除,这样一来,隋炀帝荒淫无道的昏君形象倒似乎被披上了“风流君王”、“多情天子”的外衣,违背了历史真实、破坏了人物形象的完整和统一。

另外,对人物性格发展过程的描写也往往具有较强的主观随意色彩,缺乏生活的内在逻辑依据,因而作者只好把人物性格发展的动因,归结为不可知的神秘力量。比如窦线娘随父亲窦建德生长在戎马行伍之间,自幼养成了威严仪态,但后来却变得性情温柔。《演义》第六十五回写她与萧后相逢时,萧后对线娘道:“当初我见公主外边军律严精,闺中行动规矩,凛然不可犯,为甚如今这般温柔和软,使人可爱可敬?”线娘道:“当初妾随母后的时节,母后治家严肃,言笑不苟,不知为甚跟了罗郎之后,被他提醒了几句,便觉温和敬爱,时刻为主,喜笑怒骂,别有文章。”由于作者不肯多费笔墨写线娘、罗成婚后的夫妻恩爱生活,却又担心不交代线娘性格的发展变化,有损人物形象的完美,故而只匆匆一笔带过。这就不免让人读后感到迷惑费解,难以为信。

象上面提到的这些缺陷、《隋唐演义》书中当然非止一处,但是尽管如此,却不可能遮蔽住这部著名的历史演义小说的思想艺术光辉。褚人获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当然也不容忽视。

上一篇:汪象旭评传

下一篇:吕抚评传

标签:
故事:
声明:褚人获评传搜集自网络,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本站立场。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