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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十大奇案:大清开国冒赈案

来源:百科故事网时间:2017-11-09 16:42:51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查获了一起地方官员以赈灾济民为名,上下勾结、伪灾舞弊、折收监粮、肆意侵吞的大案,时称”甘肃冒赈案”。此案牵连布政使及以下各道、州、府、县官员113人,追缴赃银281万余两,震动中国,连乾隆皇帝也惊呼,此案”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

本案的发现和查处是乾隆四十六年,从皇帝责令大学士、钦差大臣阿桂对王亶望留意查访到该年十一月十四日结束,历时十一个月。为查办此案,清朝中央颁发谕令110多件,钦差大臣等官员关于本案的查处报告(奏折)70多件。本案的案中案较多,情节复杂。

具体情节是这样的:

当年甘肃多灾,也比较贫困。曾经实行过”捐监”。所谓”捐监”,就是凡愿意取得国子监监生学历资格的读书人,须按规定数目向当地官仓捐交谷粮,遇到灾荒即用这些粮食赈济灾民。后来”捐监”一度停止。王亶望任甘肃布政使后,以甘肃仓储不足,可用”捐监”粮米赈贷灾民为由,说服了陕甘总督勒尔谨,经勒尔谨奏请清廷获准。于是又开始在甘肃各地开捐。但这次开捐,王亶望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办法,一面上报捐临(捐纳米粮得监生资格)章程条规,向陕甘总督勒尔谨请求恢复收捐监粮,一面公然将全省的收捐事项交给兰州府包办。在汇报的章程中是收捐监粮,但一开始就将收捐监粮私自改为折收银两,每名监生学历资格文凭除折交捐银55两之外,王亶望等又向每名监生收取办公费银4两,杂务费银1两,每名共收银60两。王亶望离开甘肃后,王廷赞接任布政使,又加收1两,每名收银61两。省、府、州、县官吏通过收取临生纳捐及捏灾冒报赈银,假报建仓大肆贪污,直到四十六年被查视发现为止。

王亶望等众多地方官员在收取捐监文凭资格银两过程中,敲诈勒索、巧取豪夺的名目很多。比如以所交银两的成色不足或银的等级差,要捐户另交银两,名日火耗。本来,市面上流通的银两,确有流通年久。银子磨损破碎问题。民本来就怕官,人们为了取得学历文凭,此时,官府允许有钱的小康之家、士绅、商人子弟交纳银两,得到国家名牌学府的学历文凭,这正是民间众多人家求之不得而今却能得之,所以,官吏所要折几成色,要多交几两,捐户们也就都忍了认了。本来,只是交捐米粮的,现在将粮折价交成银两,提出要捐户们另加交运粮脚价。如果捐户们不愿加交脚价银,官吏杂役人等,就要脸色一变:“你们的粮食运到官仓,不要脚价,粮食能自己入仓吗?”这话似乎有理。

其实,在收取银两内,早已经将脚价运费等加进去了,但向社会公众公布的是每名监生收捐银60两、61两或更高的数目,而不是粮石数目,所以官吏提出要加收脚价银,捐户们就又不明内理一一忍了认了。另外,许许多多的捐户,想得到监生文凭资格也才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日后为子弟能在官府等方面谋个官差,吃上”官粮”俸禄,而这也是要得到官府认可或帮助的,所以,捐户们谁也不敢得罪收捐的官吏杂役们。

还有就是,省、府、州、县通过捏报灾情,以轻报重,以少报多,到发放赈银两,又以稀粥代饭,以物代银,从中克扣。

各府、州、县的捐监名额是由王亶望与兰州府知府王廷赞、蒋全迪划定并分别下达的,而不是根据各府州县实际报捐人数而定,也就是说,并不是哪个州要求收多少名额的捐监就可以收多少名额的捐银,其批准权和发文凭都是由王亶望、王廷赞、蒋全迪决定。当时,各府州县都想多得名额,多收银两。各地为了多争取捐监文凭名额,收取更多的捐银,就纷纷竞向王亶望送礼送银送金,以取得他的同意。而王亶望更贪得无厌,一时间,省城贿赂公行,加上王亶望善于玩弄权术、任用私人,欲谋求职位、爬升之人多以贿金相求。府州县官员,两三年间,十之四五,多出自王亶望的门下,也就是,将近一半的下级官员,都是走王亶望的后门而走马上任,或欲保守其原职的。另外,捐纳监生名额、银两越多的地区,报的灾情越重,冒领冒销的赈灾银两越多。因原先向朝廷户部呈报的捐监章程条规上说的是收捐监粮,这一点王亶望和府州县官员都很清楚,所以王亶望等就向户部报告说,因收取的监生捐粮较多,原有的官仓已盛放不下,有的官仓需要扩建或重修等,请求添建官仓23座,经户部批准,这23座仓库的全部经费均由户部报销了,但绝大多数是虚报,仓库并未实建,这又是一笔涉及一批官员贪污的大项目。

王亶望等收受下属贿赂,其中有许多实际上是与下属共分贪污赃银,共同舞弊。当时甘肃官场有这样三句话流传开来:“1000两见面,2000两吃饭,3000两射箭”,这是对王亶望收受下属等礼银、贿赂情形的讽刺。给王亶望送1000两银子才能见到王亶望的面,送的少了,他不出来接见,他的家人等经请示王亶望本人,就以人不在等理由把来人拒之门外,打发走了。给王亶望送2000两银,他就常常留下吃顿便饭。

给他送3000两银子,王亶望就与来人客客气气,陪同一齐射射箭,关系就显得融洽了。王亶望在甘肃当了三年布政使二品大员,受赃巨多,升任浙江巡抚,同时也”拥资而去”。案发后,仅从王亶望家中查抄出来的家资就有银1037211两之多,据王亶望供述并经查证,其中十之八九是来自甘肃。

随着王亶望等主要案犯被逮审问抄家,在案中的各府州县众多官员的贪污案件,就如同王亶望是一个大环套着其他贪污官员的众多链环,而王亶望这个大环一旦被割断,其他连着的环也就一下子脱落下来,无以自保而自然被缉拿归案了。

那么该案是如何被发现而乾隆皇帝又如何处理的呢?

原来乾隆四十五年,乾隆皇帝到浙江南巡视检,巡抚王室望为迎接招待皇帝,铺张摆设,奢侈异常,花费银两巨多,更不用说了。乾隆皇帝向王亶望当面提出批评,告诫他今后绝对不能再这样铺张浪费。乾隆四十六年,乾隆皇帝派大学士阿桂到浙江省考察海塘工程,发现杭嘉湖道负责官员王燧有贪污问题。嘉兴府知府陈虞盛对接待乾隆南巡的费用虚开冒报私自贪污。阿桂的报告,乾隆看了后传旨说:我上年南巡,入浙江境,就看到为接待我各处布置和供应很奢侈。当时我就责问王亶望,他说这全是陈虞盛自作主张操办的。既然王燧借我南巡为名,浮报开支,从中贪污,必然有王亶望的纵容庇护。于是乾隆命令将王燧逮捕审办。

就在这时,甘肃军事任务紧急,即调阿桂前往督师。阿桂报告在进军途中遇雨道路泥泞,行军速度缓慢。乾隆看到此报告想到前不久宠臣和珅也有同样的报告,就想到甘肃既多雨,为什么王亶望在甘肃任职期间及近几年均有旱灾报告,5月16日即指示阿桂及新任陕甘总督李侍尧将甘肃地方利弊、因革事宜,认真查访以及收捐监生粮有无弊端,应否停止,即速如实汇报。正在这时,前任陕甘总督勒尔谨因贻误军机已被押京审问。

有人反映,勒尔谨的看门家人经常向进见总督的官员等人索收门外,经逮讯该看门人,其索收的银两竟达两万多两。这一点,引起了乾隆皇帝对王亶望这个大蛀虫的注意。

闰五月十二日,阿桂对王亶望等当年在甘肃收捐监粮的一些群众反映及对王亶望拥资而走的议论和私自改为折色收银等情况向朝廷上奏汇报。乾隆在收到并看了阿桂奏报的当天,就指示内阁立即给刑部下达命令:已被逮捕归京审问的勒尔谨是否在甘肃收交折色包捐监银两当中有无与王亶望等共同贪污分肥归己问题,立即提审勒尔谨,并令王廷赞来京由军机大臣当面审讯。这道命令并发阿桂知道。

十五日,据勒尔谨的交待,命令钦差大臣杨魁会同闽浙总督陈辉祖对王亶望严行审讯,要他将贪污问题据实供出。如果发现杨魁、陈辉祖对王亶望徇私庇护共同舞弊就立即一并交刑部治罪。王亶望等人在甘肃折色收捐、报灾、赈灾、报销方面众多的严重贪污被乾隆发现了。

六月十八日,乾隆谕令将王亶望逮捕并押送刑部审讯,并谕令将与王亶望上下一气通共舞弊,折色收捐、捏灾冒赈、勒买分肥的甘肃省历任府道逐一查明。据已经初步掌握的情况,及以后的审案情况和王亶望等人的供述,贪污官员逐渐被发现,到九月间先后将前任甘肃布政使、已迁任浙江石塘工程负责人王廷赞、甘肃按察使福宁、原任道员升任布政使福明安、道员诺明阿、观亮、兰州知府蒋全迪、兰州知县捐升刑部员外郎程栋等210多名省府州县官员逮捕、传唤归案。此案的审理工作任务非常繁重,一个个审问、查证档案、调查笔录、取证、对质,个人供述、抄家,随时防止、控制赃银并避免隐匿寄顿,等等。

六月二十八日,乾隆收到大学士阿桂已经查清王亶望奏立条规、折色收捐监银情况奏报。同日,谕令浙江省总督、巡抚和刑部将已经革除巡抚职务的王亶望由浙江押解到京,责令刑部严审,此前,已将王的家产全部查抄。

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初,阿桂审问了原任按察使福宁、知府宗开煌。对全省府州县收捐监粮、改收折银及在省城首府包办报销等情况进行了审问,并查实历年灾务全由布政使议定。七月十一日,已将前甘省布政使王廷赞、兰州知县、刑部员外郎程栋押交刑部,十二日进行了审问。问出在报灾报捐当中王廷赞将金子470两、人参2斤、天马皮1000张、元狐皮16张等物品带到京城变卖成银两及程栋在皋兰县任内每年都向王亶望供给使费银2万两,每年多报灾赈粮2万石,以抵销供给王亶望使费的开支。程栋供出了他本人贪污并被兰州府勒索以及王廷赞等所知道的各府州县送给王室望银两的数目、情形。

七月十四日,对王亶望任内冒赈、折色收捐的旗员秦州知州彦方、博赫二人进行审讯。

七月十六日,吏部将秦雄飞等八员革职并交阿桂逮捕审问。

七月十七日,经户部、工部及甘省查明,王亶望任内虚报添建官仓26座,并已经在户部报销建仓经费银161800两,实际上一个官仓也未添建,该项银两分别由各州县全部贪污。因此,乾隆谕令将王廷赞、蒋全迪、程栋三人原籍及任所的财产严密查抄。同日审问了原任总督勒尔谨。

七月三十日,勒尔谨、王亶望、王廷赞、程栋四犯,经军机大臣会同大学士、九卿(吏、户、礼、兵、刑、工六个部的尚书或侍郎,都察院御史、大理寺丞、通政使司的通政)审讯,并经乾隆帝亲自指讯、复核其犯罪事实,刑部等衙门对该四犯依照侵盗钱粮银人己数在1000两以上者拟斩监候的律例,判决该四犯死刑,立即执行。

同日,乾隆谕令将王亶望立即正法处斩,勒尔谨于贻误军机案内已从宽由立斩改为监候,又在此案内失察溺职,且收受属员代办物件,任家人贪纵,乾隆即谕令勒尔谨自尽;王廷赞斩监候,秋后处决;程栋就交阿桂在甘肃再加审明后处理。

八月十一日,乾隆皇帝批准阿桂、吏部将冒领冒销赈银、折收捐监银两、假捏结报并已经审实的原任布政使福安明等已经回旗的六名官员解往甘肃归案对质,并将朱安庆家产抄没入官库。第二天,将华廷飚等三员原籍资产及原任循化厅已升任大理知府改补同知张春芳资产查抄。八月十七日,刑部会同地方官员对兰州知府蒋全迪进行了审讯,蒋供述了集体贪污分脏及他个人贪赃事实。第二天,刑部判处蒋全迪死刑,立即处斩。朝廷下令,此案内,贪污在2万两以上处斩立决,贪污在2万两以下处斩监候,秋后处决,1万两以下各犯处斩监候,各案犯处刑意见仍应上报请旨议定。

八月二十三日,乾隆谕令阿桂、李侍尧对已经查明贪污事实并已参奏的76名案犯进行审判。其中已升任别省及已离任甘肃各员,其所在省总督、巡抚均速将其解赴兰州交阿桂、李侍尧归案审办,分别判决。八月二十六日,乾隆谕令将原任甘肃知州姜兴周、张汝衢家查抄,张已经身故,将姜押赴兰州审讯。

二十七日,将原任甘省知县兴德家资查抄,以抵官项。

九月初一日,乾隆谕令将本案甘肃全省朋分公银各官所在原籍家资一并查封,以抵被侵分的官项公银。

九月初二日,署布政使文德,应赔银3万两,雅德奏请交银3万两。

九月初四日,乾隆谕令对以借添建官仓进行贪污各犯,应与冒赈、折色收捐贪污并案从重判刑,不得将贪污冒添虚建官仓银两统入冒赈案内牵混处理。

九月初八日,乾隆谕令刑部侍郎阿扬阿以查办事件为名前往甘肃,而实际上是会同李侍尧对本案内冒赈贪污2万两以上各犯即行处斩监视行刑的。为了保证使这批重大贪污犯处斩伏法,不出现任何意外,钦差大臣阿扬阿带了一个到甘肃查办事件的皇帝谕令,以对外应付沿途官员,而让出差的任务得以绝对保密。

九月初九日,乾隆谕令将王廷赞即行处绞。

九月十五日,军机大臣会同大学士、九卿对依照对此案中贪污银在2万两以上案犯处斩立决;2万两以下、1万两以上的案犯判处斩监候,秋后处决,入于本年情实办理;1万两以下、1000两以上的案犯俱判处拟斩监候秋后处决的判刑标准,对此案已经判决的案犯进行了复核,经乾隆帝批准,程栋、陆玮、那礼善、杨德言、郑陈善、蒋重喜、宋学淳、李元椿、王臣、许山斗、詹耀磷、陈鸿文、黎珠、伍保光、舒攀柱、郑大英、陈澍、伯衡、孟衍泗、万人凤、陈常、朱家庆、赵元林、崧柱、何汝楠、王汝地、经方、王瑶等28犯贪污赈恤银10万两至2万两不等,均在2万两以上,实属罪大恶极,立即处斩。

韦之瑷等51犯贪污银两均在1万两以下,1000两以上,依照侵盗钱粮1000两以上的处刑律例,俱拟斩监候,秋后处决。

以上百名犯,其中程栋等32犯属罪大恶极,首批处斩。另70犯中有26犯中是在判决后又发现另有贪污,其数字升到原判刑的上一等级,如原贪污在1万两以上,发现新的贪污后,其贪污总数已超过2万两以上的,即改判为即行处斩。

另一种情况是从严处刑的,比如陈严祖,当时为甘省知县,贪污银3700余两,因是闽浙总督陈辉祖的弟弟,其父大受为两广总督,知县成德,旗人,贪污4300余两,因是两江总督高晋之子,该二人即被从严改判为死刑立决。这两个知县本来已经依律判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即死缓罪。但贪污在1万两以下,未发现新的贪污问题的,除从严处理以外,都被免除死罪,发遣到边远地区了。

从严处理的另一种情况是旗人,虽然满族官员也有因罪从宽处理的事实,但在本案中的犯官通判博敏,贪污4200余两,道员巴彦岱,因作假舞弊,另受贿银1000两,在判处死缓后,并无新问题,在秋后复审当中,被改判死刑立决。当时乾隆可能考虑,案中诸多汉官贪污已依法判处死刑立决,在满官当中如果不找出从严发落的典型,恐怕引起非议。

以上百名案犯中的58犯均先后被处决,另外有46人发配至伊犁和黑龙江地区服苦役,还监禁贪污官员多人,甚至还涉及到已故大学士于敏中。当时于敏中已死,乾隆回忆起甘肃捐监之例最初由于敏中力主实行,加上其家有厚资,疑是王亶望等贿赂酬谢,令将于敏中牌位传撤出贤良祠,以示惩戒。

清朝到了乾隆末年,政治日益腐败,地方贪风日炽,接连发生多起官员贪污大案,以甘肃米案为最甚。其牵连到的官员之多,规模之大,在清朝历史上是空前的,是大清朝有史以来一起最大的集体贪污案。此案虽然以乾隆帝严惩了一大批贪赃的官员而告终,但由于封建制度所固有的弊端,制约机制的萎缩,因此不可能从根本上真正的解决腐败问题,以致之后数十年贪污大案迭起,如嘉庆时又查处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官,号称”贪污之王”的和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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