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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十大奇案:尹嘉铨请谥冤案

来源:百科故事网时间:2017-11-09 16:42:12

乾隆朝的文字狱大案中,尹嘉铨为父请谥案可算得一个典型。尹嘉铨乃直隶博野人,业已致仕,是个告老还乡的大理寺卿。只因未看破红尘,被名缰利锁所惑,执意要为其父请谥,这下可招了祸,被乾隆帝”从宽”推上了绞刑架。

尹嘉铨,是一位道学先生,他专门讲授《朱子集注》,在当时已经是”小有名气”,官也做到了大理寺卿(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按说,做官能熬到这个位子上,已经可以了。可是尹嘉铨的求名欲望依然浓厚,偏偏要”举世闻名”。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尹嘉铨退休后,回到老家——直隶博野县时,已经是一名非常”体面”的乡绅了。可他并不甘寂寞,次年四月,乾隆西巡五台山、驻跸保定时,尹嘉铨就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名欲了:这样的接驾盛典,又近在咫尺,乾隆怎么会忘记自己这个老臣呢?所以,他就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时常站在村口,向北眺望,看看会不会突然传来一道圣旨,传召他入觐。可他左等不来,右等不到,真是”心急如焚”啊!

最后,尹嘉铨灵机一动,想出了为自己已经入土的老父亲——尹会一”添光加彩”的主意:一是请皇帝赐谥号;二是让父亲从祀文庙。尹嘉铨之父尹会一,是清代著名孝子,又是雍、乾之际有名的道学家,曾任河南巡抚和吏部侍郎,有政声。尹嘉铨觉得应予其父身后以尊荣,年过七旬的自己也可因此而博孝名。他见康熙帝圣训中,有”孝为百行之首,不孝之人,断不可用。朕每日敬仰天语煌煌,实为万世准则”之语,据以为真,再见乾隆帝御制诗集内,有褒扬其父的诗:《尹会一孝其母,而母亦贤,年七十余,告请终养,诗以赐之》:

聆母多方训,于家无闲言。庥风诚所励,百行此为尊。

名寿辉比里,孝慈萃一门。犹闻行具日,每问几平反。

据此,尹嘉铨便仰祈乾隆帝,特恩依照赐谥康熙朝”理学名臣”陆陇其”清献”二字之例,按照御制诗内字样,赐尹会一谥号。这个机会终于来到了。如果皇上恩准,自己既当上了孝子,又可以大出风头,在父老乡亲面前露一露脸。所以,天刚蒙蒙亮,他就把大儿子尹绍淳叫了起来,命他火速前往保定府,呈上一份请谥的奏折。

作为一个前任大理寺卿,尹嘉铨不可能不知道:此前,乾隆已经处理了已故江苏举人徐述夔的诗歌案子,这件案子涉及到许多人,还有很重要的高层人士。不过,他当时忙着讨名誉,竟然忽略了这件大案。尹嘉铨本应该从徐述夔的案子里吸取教训:对于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乾隆是相当瞧不起的;如果他们妄自尊大、不安分,那就更是不可”饶恕”的了。

可是,尹嘉铨非但不以此为鉴,反而根本不当一回事,好像乾隆就是他的老朋友,此次他竟然只打发大儿子去看看。所以,一看到奏折,乾隆就恼了:“你尹嘉铨是什么东西,竟然派你儿子来,如此不将朕放在眼里,简直是混账之极!”于是,乾隆提起朱笔,在奏折上批道:

“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赦免)矣!”

按说,乾隆皇帝的话够严厉了,要是换了别人,恐怕早就吓死了。但是,尹嘉铨名欲熏心,所以未等此奏本发回,他竟又上一折。此折得寸进尺,还要奏请将其父从祀文庙。他先从本朝只有陆陇其一人从祀文庙说起,言及其父尹会一生前曾有将康熙时另一”理学名臣”汤斌亦应从祀之夙愿,到结尾时曲终奏雅,不仅是汤斌,而且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均应从祀,”至于臣父尹会一,蒙御制诗章褒嘉称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从祀,非臣所敢请也,伏乞皇上特降谕旨施行”。结果,这一回可真是闯出了大祸。

乾隆看后,顿时火冒三丈:“尹嘉铨竟敢大肆狂吠,不可恕矣!”

从祀文庙,清统治者极为重视,选人极为慎重。因之直到雍正二年,才批准陆陇其一人从祀。尹嘉铨业已致仕,竟又提出将从祀者再增加六人,这岂不等于说圣上不圣明么?这年三月十八日,帝谕内阁:命革去尹嘉铨顶戴,拿交刑部治罪,并查抄其家产书籍。

这一查抄,拔出萝卜带出泥。尹嘉铨的罪行,绝不仅仅是请谥和从祀,狂妄字迹及假道学面目更给他雪上加霜。

尹嘉铨著述甚多,被从中查出”狂妄字迹”一百三十余处,恭呈御览后,乾隆帝命承审大臣把住三点严加审问。

其一,鼓吹朋党。尹嘉铨在《随五草》中,认为”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君亦安能独尊于上哉”。这与雍正帝的御制朋党论大唱反调。他仿南宋朱熹《名臣言行录》体例,也编了一部《名臣言行录》,将清初以来的大臣如高士奇、高其位、蒋廷赐、鄂尔泰、张廷玉、史贻直等人罗列其中。这就犯了大忌,因为乾隆帝标榜:“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何则,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问题还在于,承认了名臣,则意味着承认皇帝之软弱,尚须名臣辅佐;若承认有奸臣,则又承认了皇帝的昏庸。这岂不是自取其咎。尹嘉铨在其著作中将大学士、协办大学士称为”相国”,这在当时本是人们的习惯称呼罢了,可乾隆帝一听大为逆耳,特发出谕旨予以批驳,”本朝列圣相承,乾纲独揽,有何事借助大学士之参赞?”

其二,”高自位置”。尹嘉铨在《亨山遗言》中称:“梦至东岳大帝座间,麾之使归,且曰:‘公为孟子后身,当继孔子宗传,寿尚未艾。’”《多病徒传》内有:“子欲为帝者师。”此句原出《汉书·张良传》:“读是(书)则为王者师。”乾隆帝指斥道:“尹嘉铨将以朕为何如主耶?”尹嘉铨年过七旬,因杜诗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之句,便自称古稀老人。古稀二字,人皆习称,他却犯了罪。因上一年乾隆帝七十岁时,曾作《古稀说》,乾隆帝御批又云:“朕御制《古稀说》颁示中外,而伊(指尹家嘉铨)竞自号‘古稀老人’”,尽管尹嘉铨一再言及不知此书,却依然罪责难逃。此外,他在《尹氏家谱》中,有”宗庙”、”宗器”等字样,《母行状》内称其母之死为”薨”等等。

其三,”毁谤时事”。尹嘉铨《随五草》中有”后世孝友多不见用于世,即用世而立身之大端又难言之”。《近思录》内有:“先生(指汤斌)直道难容,欲告归以南巡不果。”《就正录》中说”世犹以处士纯盗虚声为虑,而处士犹思用世,可谓不识时务”等等。

这三类”罪责”,实在是妄加于人。试看尹嘉铨供词,便知其中肯:“我所做的这些书内,原都是援引古人的说话,旧事居多,但我援引不伦之处,就像是讥讽时事,自无可解。至刊刻成本,我又妄想借此立名,希图传世。”岂知被添枝加叶,曲意”诠释”、”悖谬狂妄”字迹竟成了他”犯罪”的主要原因。尽管如此,乾隆帝仍不解恨,为治其大罪,还要剥其”假道学”面目,使之臭恶于天下。承审官审问得特别起劲,有些审问记录也非常有意思,且摘抄三条于后——”问:尹嘉铨!你所书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篇,说‘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人闻而贤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辞不就’等语。这处女既立志不嫁,已年过五旬,你为何叫你女人遣媒说合,要他做妾?这样没廉耻的事,难道是讲正经人干的么?据供:我说的李孝女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原因素日间知道雄县有个姓李的女子,守贞不字。吾女人要聘他为妾,我那时在京候补,并不知道;后来我女人告诉我,才知道的,所以替她做了这篇文字,要表扬她,实在我并没有见过她的面。但她年过五十,我还要将她做妾的话,做在文字内,这就是我廉耻丧尽,还有何辩。”

“问:你当时在皇上跟前讨赏翎子,说是没有翎子,就回去见不得你妻小。你这假道学怕老婆,到底皇上没有给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据供:我当初在家时,曾向我妻子说过,要见皇上讨翎子,所以我彼时不辞冒昧,就妄求恩典,原想得了翎子回家,可以夸耀。后来皇上没有赏我,我回到家里,实在觉得害羞,难见妻子。这都是我假道学,怕老婆,是实。”

“问:你女人平日妒悍,所以替你娶妾,也要娶这五十岁女人给你,知道这女人断不肯嫁,他又得了不妒之名。总是你这假道学居常做惯了这欺世盗名之事,你女人也学了你这欺世盗名。你难道不知道么?据供:我女人要替我讨妾,这五十岁李氏女既已立志不嫁,断不肯做我的妾,我女人是明知的,所以借此要得不妒之名。总是我平日所做的事,俱系欺世盗名,所以我女人也学做此欺世盗名之事,难逃皇上洞鉴。”(《清代文字狱档》第六辑)

这起文字狱案,就这样逐步升级到吓人的高度。乾隆帝命严审,大学士会同九卿于四月十七日请旨,拟将尹嘉铨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家属缘坐。乾隆帝急不可待地于同日降谕:加恩免其凌迟之罪,改为处绞立决,其家属一并加恩免予缘坐。同时下令销毁与尹嘉铨有关的书籍,计有书籍八十六种及其他有关文字。并警告内外臣工和读书士,各加儆惕,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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